《上海公报》45周年 中美关系需要再定义

中美关系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上海公报》签署45年来，中美关系走过了一条极不平凡的路。这条路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72年到1991年，中美由对抗转向合作，期间比较重大的事件包括1979年两国正式建交、签署《建交公报》，1980年因苏联入侵阿富汗中美等国共同抵制莫斯科奥运会，1982年双方发表有关美国对台军售问题的《八一七公报》，1984年里根总统访华、中国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等等。在整个1980年代的多数时间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化，双方关系经历着相当积极友好的“蜜月期”。

1989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美国率领西方国家发起对华制裁，中美关系急转直下，但即便在那样严峻的情况下，双方仍保持接触，老布什政府没有允许两国关系彻底破裂。

这一阶段双边关系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共同战略需要。这20年间的中美关系发展主要体现在政治方面，两国经济合作虽也不断扩大，双边贸易额从1979年的仅23亿美元增长到1990年的117亿美元，但由于中国国力有限，世界影响不大。

第二个阶段是从1992年冷战终结到2013年，中美失去共同战略对手，美国基本上放弃了以往大三角关系中对中国战略价值的估量，但美国以把中国纳入国际体系为宗旨奉行对华接触政策，中国以美国为主要合作伙伴推进改革开放。双方经济合作发展迅速，两国关系的维系因素更加丰富、共同利益基础更加深厚。

发生在这期间的重大事件是：1999年中美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双边协议，这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和中美经济合作进入新的时期，极大促进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中美开展反恐合作，这事实上扭转了小布什政府上台初期在新保守主义势力操纵下把中国确定为主要现实竞争对手准备对华可实施遏制战略的趋向，为中美关系延长了一个大约10年的稳定发展期。2009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建立，这无异于为两国关系提升到全球层面进而成为一组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机制性保障。

这个阶段，在市场因素和全球产业链发展的驱动下，中美经济关系发生了巨大的飞跃，确立了深度的利益交融。1991年中美贸易额为253亿美元，2013年扩大到5200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与加拿大的最大规模国别贸易，有力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这个阶段，尽管中美关系不再以针对第三国的战略合作为主要维系因素，但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挑战的同步增多，为两国提供了更广泛的合作点，双方为应对朝核、伊朗核、跨国犯罪、气候变化等重大国际地区问题开展协调，中美在应对朝核问题六方会谈进程中的合作是这方面的突出事例。

第三个阶段是从2013年至今，两国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理念指导下，以经贸合作、市场交融、人文交流、全球治理协调为主要支柱稳定发展彼此关系，在军事安全领域开始探索有效管控摩擦风险的方式，同时彼此关系的外延向网络、外空、深洋、极地等“新边疆”拓展。随着中国加速崛起，中美关系的全球意义不断增强。

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举行的“庄园会晤”，它所达成的共识虽没有在后来完整、持续贯彻到中美关系当中，但上升大国与守成大国不冲突不对抗、互利共赢的原则却逐渐深入人心，双方开始认真审视新形势下的中美关系性质，有关探索之起步本身比结论更重要。

综观以上三个阶段，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发展、互利合作不断加深的趋势贯穿始终，既给两国的国运和社会形态发展变迁带来深刻影响，也改变着世界的基本面貌。不能不说，中美战略合作是推动战后世界格局摆脱两极对抗状态步入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多极发展的关键因素。不能不说，两国利益交融是推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发展、亚太地区经济腾飞并走向一体化实践的重要力量。

然而受意识形态分歧和社会制度、国际关系理念差异影响，两国间的结构性矛盾始终存在，双方围绕经贸、人权、台湾、涉藏等问题的摩擦此起彼伏。过去45年间，发生过不少次险些颠覆中美关系的危机型事件，比如1989年后的制裁与反制裁斗争，1995至1996年因李登辉访美和抛出“两国论”而引发的台海危机，1999年的南斯拉夫炸馆事件，2001年的南海撞机事件，以及2010、2011年起因美国直接介入而开始发酵的南海局势升温。它们说明，影响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最主要障碍在于战略和政治互信的缺失，而这种缺失的根源又在于美国不愿放弃利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牵制中国发展、改变中国颜色的企图。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华政策演变展现出较大不确定性。特朗普的执政理念--无论是“让美国重新强大起来”还是“美国优先”，都表现出以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和限制对象的迹象。如果特朗普政府以排斥、隔绝的办法处理中美利益分歧，在掀起对华贸易战的同时大力强化在亚太地区针对中国的同盟协作和军力部署，那么中美关系将偏离已延续45年的基本正确方向。

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多年来包括《上海公报》在内的三个联合公报确立的指导原则并没有在中美关系的具体实践中得到充分、完整的落实。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尽管出于自身安全利益和中美关系大局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台独”、支持两岸对话交流，但坚持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和对台“六项保证”，坚持对台军售，坚持推行“以台制华”战略，特别是在对台军售问题上事实背弃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的有关涉台原则。

特朗普试图通过挑动台湾问题向中国施压的作法已被证明是选错了抓手。特朗普在2月10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通话中重申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然而在白宫公布的两国元首通话新闻稿上，美方的措辞是“信守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HORNOR OUR “ONE CHINA”POLICY），这里就不排除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和对台“六项保证”。在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更加复杂严峻的背景下，美国打“台湾牌”的警号并没有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