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平在困境中实现了精神升华”——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采访组：你们吃饭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王燕生：最初，村里派石春阳的父亲给我们弄柴、做饭。不久，我们知青就得自己做饭了。做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烧柴，我们在北京用蜂窝煤，没有烧过柴，对砍柴的理解仅仅局限在书本上，以为只要拿着斧子、柴刀去山上砍柴就可以了。可是真正在梁家河解决烧柴问题，却远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那里的黄土地很贫瘠，山上没有什么树，我们只能把草根一点一点地搂回来当柴烧。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生活真艰难，做饭还要为烧柴发愁。

我们知青下乡的第一年是吃国家供应粮，但还要靠自己劳动，不仅要去拉粮食，回来还要自己加工粮食。我们费很大劲，把粮食从文安驿拉回梁家河，有麦子、玉米、小米、高粱等。但是这些粮食是半成品粮，我们住的那个窑洞前面有个碾子，我们用毛驴或骡子拉那个碾子，加工粮食。比如玉米粒，就要用碾子碾成玉米碴子，煮粥吃;或者用磨盘磨成更细的玉米粉，可以做团子吃。一开始我们干这些活都是很费劲的，赶不好毛驴，拉不好磨，加工粮食耗费很多时间。所以我们就先吃那些容易加工的粮食，比如小米不用加工，直接做小米饭就吃了;玉米，碾一碾就能吃了;到了最后我们才吃麦子，因为麦子加工起来最麻烦。

采访组：您能讲一下你们当年在梁家河劳动的情况吗?

王燕生：刚到梁家河，我们就在基建队，主要任务是打坝、拉土，我们在北京都没有干过这样的活儿，干得不熟练，村民就手把手教我们。千万别小看这些简单的体力活儿，如果掌握不好技巧，就干得又慢又费力气。起初，我们连挑水都挑不好。陕北的扁担是用两根又扁又长的木棍绑在一起做成的，立起来有一人多高。这种扁担不像南方的竹扁担，竹扁担挑东西时会产生形变从而起到缓冲作用，而木头扁担特别硬，没有形变，把所有重量结结实实地压在肩膀上。我们用扁担挑着两个木桶到井边，把水挑回住处，再倒进水缸。刚开始，我们用小木桶挑水都挑不好，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掌握不好平衡，不是往前就是往后了;二是肩膀受不了，扁担把肩膀硌得生疼，从井边到窑洞，不算远的路，要歇好几次。几趟下来，肩膀就被磨破了皮。但第二天水缸里没水了，还是要去挑水，磨破皮的肩膀火辣辣地疼。

到了春天，劳动就真的开始“上强度”了。刚开春时，夜还长，六点多钟，天还没亮，村里就开始喊：“上山受苦去喽!”开春农忙，就是要起这么早，我们急匆匆爬起来还得刷牙。村民没见过刷牙，说：“这帮北京来的娃娃，一到早上就口吐白沫!”洗漱完毕，我们就开始跟着农民整地、送肥，不会干也要跟着干。

我们这些挑水都挑不好的知青，到了农忙的时候就得往山上挑粪，这是又累又脏的活儿。挑粪的筐比较浅，里面装满沤好的农家肥。我们挑着粪上山，不但路远，而且还要走那种“之”字形的羊肠小道，山路又窄又陡，所以劳动强度很大。我们不想被落在后面，在路上就使出了全力，尽量走快一些，结果力气很快就用完了，再干后面的活，就没有什么力气了。慢慢我们就发现，农民上山的时候并不是健步如飞，而是慢悠悠的，因为他们一天到晚都要干农活儿，就像长跑一样，不能一开始就冲刺，必须要保存体力。

夏收的时候，我们到山上去收麦子，麦地离村子大约五里路，并且是在山上比较高的地方。麦子割好以后都是一捆一捆地码放着，往回挑的时候，扁担一头担一捆。挑麦子更累，一是因为距离远，路不好走;二是因为无论多远，中间都不能休息，因为一旦把挑子放下，一捆麦子在地上一墩，麦穗就会散落，当时亩产不到一百斤，如果在往回挑的途中掉几斤麦穗，损失是非常大的。所以，挑麦子只能换肩，不能把扁担卸下来休息。五里山路，挑着麦子，经常要走一个小时，那也算是快的了。

近平当时是我们村知青里年纪最小的一个。这些农活对他来说，真是难上加难。那时我们学犁地，虽然看着简单，人家都是一个直线就过去了，但是我们一弄，就是歪七扭八。近平最初和我们一样，干农活也是很不熟练，但他从不服输，吃了很多苦之后，他干活也熟练了。我离开梁家河以后，听到他当了村支书的消息，还是有点吃惊的，没想到他在农村扎根了。

采访组：习近平和你们住在一个窑洞里，平时业余生活是什么样的?有没有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

王燕生：平时劳动归来，我们就在窑洞里听收音机，有时候村里的同龄人来找我们说话。我们这几个知青，跟梁家河的老百姓关系都很好，我们不仅从来没有发生过矛盾，没吵过架，没打过架，而且关系非常亲密。

我们平时在窑洞里看书，就用那种墨水瓶做的煤油灯来照明。有时我们也横七竖八地躺着聊天，唱《外国民歌200首》，当时那本书还有手抄本，我们学唱里面的歌曲。

近平带了很多书，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静静的顿河》，是四本硬精装的大部头，我借来看了一段时间，这也是我第一本认认真真、从头到尾读完的世界名著。2013年，我在网络上看到近平在访问俄罗斯的新闻报道，他提到了很多名著，其中就有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

有一件有趣的事，就是我们的房东张太平结婚，我们知青去闹洞房。那年的春节前后，梁家河有三家结婚的，一个是张太平娶刘金莲，村民让我们几个知青都坐在炕上，称呼我们是“中央来的”，把我们当上宾款待，让新娘子给我们点烟。其实，我们也没怎么闹，因为我们对农村闹洞房的习俗也不懂，就是跟着凑热闹而已。在农村，生活都比较平淡，像房东家娶媳妇这样的新鲜事，我们这些年轻小伙子肯定要去看看的。

过了几天，沟对面有一家结婚，他家的成分是富农，因为他有一群羊，所以被划为“羊富农”，但是他家结婚也挺热闹，梁家河的老百姓都很朴实，不管上面“阶级划分”的那一套。

第三家结婚的是张卫庞家，他是到梁家河的上门女婿。没多久，我们就和张卫庞熟悉起来。有一次，我跟张卫庞开玩笑说：“我还比你早到的梁家河。”张卫庞笑着说：“是，是!”张卫庞的岳父是村里的老书记，也是一位老革命，为张卫庞操办婚礼之后，没两年就去世了。那时我已经离开梁家河了，后来听说，近平专门到张卫庞家里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当年还有一件小事，我记不太清楚了，有机会可以考证一下。我们几个知青在插队时有一张合影，所有人都在照片里，只有近平没在照片里。当时具体在什么情况下拍的这幅照片已经记不清了。后来，我们都很奇怪，为什么会没有近平?有的知青记得当时情况，说：“这张照片就是近平给咱们照的!”

采访组：您觉得插队生活艰苦吗?这段知青岁月，对你们有什么影响?

王燕生：我想，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插队生活，对于我们这些知青来说，主要是体力上和生活上受的苦，我们像农民一样在黄土高原贫瘠的土地上劳动，缺吃少用，甚至还要为烧柴发愁。而对于近平来说，这还不是主要的，他精神上所受到的痛苦和压抑，比体力上和生活上受的苦更大。

我们这一拨北京插队知青，八一学校的学生居多，干部子弟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弟多一些。具体到我们几个知青里面，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级别是最高的，在受迫害之前是国务院副总理。其他人的父母，级别都不是很高。我的父亲是一个北京司局级干部，在“文革”时期，我的家庭遭遇的冲击和我在精神方面遭受的压力就没有近平他家那么大。

我们不难想象，近平所处的家庭环境，与插队下乡的艰苦生活比起来，会有多么大的落差。

1970年，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我们几个知青都在窑洞里听收音机，当广播里宣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名单的时候，近平在特别认真地听。结果名单里面没有出现他的父亲习仲勋的名字。当时，近平虽然没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他的情绪是比较失落的。他这个人比较坚强，不会对身边的人抱怨什么，或者倾诉自己的苦闷，但是我们能理解他的心情：敬爱的父亲已经受到了九年的迫害，至今仍命运未卜;母亲也过着受审查、挨批斗的生活;自己和兄弟姐妹们的头上还戴着“黑帮子弟”的帽子;好好的一个家庭四分五裂……这些，对于他，一个17岁的男孩造成多么沉重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况且，一两年之内，跟他一起来插队的知青陆续都走了。我们都是先转回老家插队，再从老家当兵走了，因为我们的父母都是从老家参加革命，孩子要当兵比较容易。而且当兵这个出路是非常好的——那个年代，当兵是最光荣的，社会地位也是最高的。

然而，习仲勋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解决，他的家庭受到的冲击太大了。要寻找一条从梁家河走出去的路，对那时的近平来说，实在是太艰难了。这种困境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是一种精神上的磨难，这种苦远远超过了体力上和生活上的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近平没有消沉。他贴近黄土地，贴近农民，下决心扎根农村，立志改变梁家河的面貌，一待就是七年。在这七年时间内，他靠自己的苦干实干做出了一番成绩。

后来，近平在接受采访时讲到了刚插队时的迷茫和后来的转变，这些我都非常认同，他讲得非常实在。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每个人也都有一个砺练和成长过程，没有“天生伟大”这一说。这也就是近平所说的“过五关”当中的“思想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