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的外国朋友圈越来越大

成功转身

从“民间行医”到“正规执业”

不过，中医药在欧洲也是经历了不少波折，才最终赢得了欧洲人的“芳心”。王梅不会忘记，十几年前，中医药还被荷兰医学界视为“伪科学”。2007年，她在莱顿大学筹备第一届中医药研讨会时，还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当时，世界卫生组织相关干事、英国等国业界专家已确认出席。王梅向校长耐心解释，才最终得到校方支持。

近年来，科技的高速发展已经可以为中药的有效性、安全性和质量控制提供科研证据。王梅告诉本报记者，《自然》《科学》等杂志也发表了多篇支持传统中医药有效性的文献，荷兰学界对中医的态度已经转变。

荷兰人注重经济效益的实用主义特质，推动了中医药的广受认可。王梅举例说，大部分荷兰医疗保险公司都可报销针灸治疗70%到100%不等的费用，这是因为他们通过临床试验发现，针灸疗法“高效又省钱”。在治疗肱骨外上髁炎（又称“网球肘”）时，如果采用西医物理疗法，病患平均需要12次治疗才能痊愈，而使用针灸疗法，平均治疗次数缩短到10次。多家医保公司很快就将针灸疗法纳入了保险范围，鼓励受保人使用。中医药的各类研究项目也得到了政府机构的支持，大有将荷兰打造成“欧洲中药港口”的趋势。

刘保延认为，目前，中医在国外往往被视为替代医学，在很多国家尚未得到应有的“名分”。由于中医在国外大多是个体诊所，以中医为主题的国际课题也较少，又缺乏高质量的研究数据，中医就容易被认定为“伪科学”。今后，需要开展临床研究，提供权威的研究数据，为中医的安全使用和国际化发展提供临床数据支持；培养中医的国际化人才，建立针灸国际人才储备库。

全欧洲中医药专家联合会主席、巴黎时空针灸研究院院长朱勉生告诉本报记者，随着近年来中法两国文化交流不断深入，法国医学界和各阶层加深了对中医的认知。2010年，巴黎3家公立医院对128名医务人员的肌肉骨骼劳损进行针灸治疗，其中，67%的医务人员都对治疗效果非常满意。“我在巴黎开中医诊所20年，诊疗了约10万名病人，其中95%都是欧洲人，大部分病人对疗效都很满意。”朱勉生如是说。

1997年，巴伐利亚疗养地巴特菲兴的约翰内斯医院成立了名为“德国中医堂”的中医科。医务主任孙卫中2006年又在莱比锡创办了中医疗法培训中心，免费为上万名德国医生和康复理疗师提供培训。孙卫中表示，德国医生热衷于研究中医，一方面是因为中医重在整体和预防，它提供了与西医完全不同的考察治疗病症的思维和手段，另一方面，包括中医在内的自然疗法本身在德国就有传统。

随着中医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和在国外的实践推广，中医在欧洲成功实现了转身，从“民间医生”转变为“受到国家认可的正规医学”，甚至在治疗某些疑难杂症时，还被视为“最好武器”。芬兰一位9岁儿童拇指上长了肉瘤，在当地做了两次手术，把拇指和食指都切了，肉瘤却还在长，眼看着整个手掌甚至整条胳膊都要保不住了，孩子父母听到刘保延讲针灸的效果，就跟着他来到中国，接受了国医大师贺普仁的火针治疗。经过两年的治疗，除掉肿块之后，肿块再也没长出来。

“一带一路”

为中医药“走出去”提供难得契机

越来越多欧洲人注意到，针灸不像西药会产生耐药性和毒副作用。尽管中医药在欧洲获得了不错的口碑，但一些国家在中医角色定位、市场准入、法律保护以及中医疗效等方面，却一直态度“暧昧”，使中医陷入了尴尬境地。

德国中医学会会长岑春华介绍说，目前，从事针灸治疗的自然疗法师的待遇远远低于正式注册的执业医生，而多数从事中医的德国华人只能取得自然疗法师资格。孙卫中看到，德国医生针灸学会的会员都必须是德国的执业医生，同时接受过中医培训。德国不承认中国的医生资格和中医药大学学历，这使很多中医师无法以医生身份在德国行医。

荷兰菲他格拉斯科技公司首席科学家贝尔特·范·杜安一直致力于人参量产化工艺的标准化和优化。杜安告诉本报记者，作为植物药，如何一直保持相同的生产标准，做好质量控制，包括农业种子规范、工业生产规范，以及规范的有效性评估等，是中医药进入欧洲的最大瓶颈。此外，“中医药的翻译也会让西方人在接受时产生疑惑”。目前科学界公认的传统中医药翻译为“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但在西医理念中，只有生病才会服“药”，无病服药反而会有损健康。因此，在推广中医药时，不应忽视中西方对“药”理解上的文化差异，寻找更合适的词汇突显中药的“预防性”。

中国药企人员流动性极大，也成为一个阻碍。王梅表示，以优良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认证为例，药品只有符合欧盟GMP标准，才有资格在欧盟国家递交入市申请，且每3年复检一次。然而，欧盟GMP检查人员3年后复查时，企业相关人员已全部“换血”，就会造成对其作业规范的“不信任”，加大复查难度。

李振吉坦言，首先，由于较大的文化差异，要西方接受“天人合一”这样的中医理论知识很难；第二，欧洲很少有支持中医药发展的法律法规；第三，中医药的发展会给所在国家的民营医疗机构带来冲击和竞争；第四，中医药自身的研究和创新较薄弱，在国际化推广时没有优势。今后，中医药行业一方面要练好内功，加强中医药的数据和疗效的研究，发表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文章，提高中医药的科技含量和国际学术水平；另一方面，要选派国内优秀中医药人才到国外举办中医药培训班，开展国际会诊等，发挥“润物细无声”的推广作用。

吴中朝则表示，当前，中医在欧洲的推广以民间为主，要开设政府主导的针灸医院和中医院有很大困难；能否扩大将针灸纳入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面；目前针灸在欧洲以针为主，方法较为单调，今后要扩大针灸的多品种应用，提高疗效。

“在中国，针灸重在养气，而在德国，针灸主要用于慢性病治疗。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传统，这些传统汇聚时彼此都会发生变化，因此，针灸从业者也需要重新适应和变化。”在北威州设立了骨科诊所的德国医生针灸学会前董事于尔根·巴赫曼对本报记者说。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为中医“走出去”提供了难得的契机。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际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印发的《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年）》要求，到2020年，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建设30个中医药海外中心，颁布20项中医药国际标准，注册100种中药产品，建设50家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示范基地。

目前，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已经发布了17个标准，包括发布制定了“中医药常用的名词术语翻译标准”，收集了中医药常用名词术语6000多个条目，先后发布了中英、中法、中西、中葡、中意、中俄、中匈的对照标准。李振吉告诉记者：“如果名词没有标准，中医药很难进行国际推广”。

刘保延建议，为了让针灸获得更多青睐，中国可与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针联等多边组织，以及各国孔子学院等开展机构间合作，并建立世界针灸基金，对各地的针灸研究项目和人才培养提供支持，并开展针灸的临床研究计划，举办“一带一路”针灸文化传播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