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西方政治“变形记”之三：美国政治遭遇“网络变量”

传统政治受冲击

回顾这次大选，《纽约时报》认为，西方政治已进入所谓“后真相时代”，罪魁祸首是民粹主义运动与社交媒体的结合。“个人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围绕自己的观点或偏见决定如何消费媒体，而民粹主义领袖也乐于鼓励他们这样做。”

汪晓风认为，数字时代至少对西方政治的舆论环境、议题设置和官员选拔三个方面造成冲击。首先是传播失序，谣言四起。美国大选中，奥巴马不是美国人、民主党涉嫌贩卖儿童等荒诞不经的谣言肆意蔓延。这些纯属捏造的谎言，经过具有情感吸引力的叙事包装，通过网络平台不断放大传播效果，影响了很大一部分选民的选择。

其次，议题设置情绪化。希拉里从政数十年，算得上治国理政的行家里手，谈起各种经济政治问题头头是道，但却无法制造热点话题。相比之下，特朗普提出在美墨边境修墙这一简单粗暴的“雷人”提议，引发广泛争议和关注，更触及选民内心对移民问题和所谓“政治正确”的不满。可以说，网络政治的情绪化产物，一定程度上抢夺了“正统”政策议题的关注度。

三是传统精英的话语权被削弱。网络放大了选民对政府和政客的不满，反而令没有从政经验的局外人受到青睐。而传统政治精英尽管富有理性，但因不适应网络政治、把握不住网民的情绪，他们的诉求也因此被许多选民屏蔽。

数字时代的民意“暴走”，对国际政治、外交生态也带来深刻影响，这从特朗普漠视国际政治常识的言行，以及西方社会反全球化思潮的兴起都可看出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