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90年代起,每年至少有10万名日本人失踪。因为生活中遭遇了或大或小的耻辱,比如离婚、负债、失业、考试失败……这些男男女女决定实施自我惩罚,他们一手导演了自己的失踪事件,让自己从家庭和社会里“蒸发”。 据美国《纽约邮报》网站12月10日报道,“蒸发的人们”,是日本特殊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下产生的一种独特现象。法国记者勒娜·莫热用了五年的时间来接触、了解和讲述这个自主失踪人群背后的故事。 隐藏在东京的“失落之城” “人们之所以能够消失不见,是因为在日本社会之下还存在另一个社会,”莫热说,“人们消失了,他们知道他们能够找到另一种存活下去的方式。” 这些迷失的人们,居住在他们亲手打造的失落之城。 “三崖”(Sanya),这是一个在日本的地图上没有标记的地方,严格意义上讲,它不是一个小城,只是东京市内的一个贫民窟。在这里,选择自主消失的人们可以通过打黑工勉强生存下去,他们挤在狭小逼仄的、没有窗户的旅馆房间里,没有网络、没有独立的卫浴间,甚至晚上6点过后被禁止说话。 “我像是一个废物,我就是一个废物” 现年50岁的德宏已在三崖隐居多年,他原本是一名受人尊重的工程师,十年前的某一天,他突然失去了工作,巨大的耻辱感汹涌袭来、慢慢将其吞没。 因为羞于告知家人自己失业的消息,最初德宏每天假装去上班。他一如既往地早起,穿上西服、打好领带,拿上公文包,跟妻子说“再见”。然后,他开车来到办公楼下,坐在车里一整天,不吃不喝也不同任何人讲话。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周,他越来越难以承受担心家人发现真相的恐惧感。 “我再也装不下去了,”德宏告诉莫热,“有一天,我在车里坐了整整19个小时,因为按照惯例那一天我会跟老板和同事一起出去喝酒。终于回到家了,我却感觉妻子和儿子像是起了疑心。我感到愧疚,我再也没有工资能够给他们了。” 到了原本应当发薪水的日子,德宏坐上轻轨,去往与公司相反的方向。他消失了,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所有人都以为他去了日本富士山下的“自杀森林”。然而事实上,德宏多年来顶着一个假名、躲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小黑屋里,毫无节制地抽烟喝酒,以一种近乎自虐的方式来惩罚自己。“这么些年过去了,我当然可以重新拿回我的身份……但我不想要我的家人看到我现在这幅模样。看看我吧,我像是一个废物,我就是一个废物。即便我明天就要死了,我也不想要任何人认出我。” 日本存在“消失的文化” 《纽约邮报》指出,“蒸发的人们”,这一独特的社会现象出现在日本有其历史和社会根源。该现象集中出现于日本历史上几个关键的时间点:二战结束后国家耻辱感处于峰顶之时,以及1989年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而地下经济的兴起,又为这些自主消失的人们提供了便利,比如日本有一种特殊的“午夜搬家公司”,专门帮助客户在夜深人静之时、带着一切家当销声匿迹。 并且,从许多方面来讲,日本存在一种“消失的文化”。根据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报告,日本的自杀率比全球平均值高出60%,每天有多达60至90人自杀。同时,延续数百年的“荣誉自杀”传统观念,从古时的武士切腹自杀到二战时的神风敢死队,今时今日仍对日本社会影响巨大。 此外,日本文化还崇尚统一性、一致性,认为集体重于个人。正如日本谚语“必须敲平突出的那颗钉子”所言,对于那些无法或不会适应社会的人们而言,消失相当于追寻另一种形式的自由。 “不过,无论一名日本人因为何种耻辱感而选择消失,他都不会比他的家人更痛苦。”《纽约邮报》称,家人消失造成的耻辱感会把整个家庭都笼罩在内,“他们觉得实在是太耻辱了,以至于通常不会选择报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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