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反贪总局:不让海外成中国贪官“避罪天堂”

劝返后主动归案占67.1%

最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从总体上看,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成果呈现六大特点:

归案人数多。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共抓获在逃境外职务犯罪嫌疑人150余名,是近10年来的总和。

最高检挂牌督办的重大案件取得了突破。如李华波案,河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书记、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原副董事长黄玉荣案等。

办案检察官回忆说,黄玉荣涉嫌贪污、受贿犯罪,于2002年8月逃往美国。在最高检督办下,河南省检察机关制定了详细的国际追逃劝返方案。检方组织搜集大量黄玉荣犯罪事实证据资料的同时,积极营造劝返条件和氛围,发出《致逃犯黄玉荣及其亲属的一封信》,与黄玉荣亲属真诚对话,促使其亲属积极配合劝返黄玉荣。

经过多方面艰苦细致的工作,黄玉荣终于放弃对抗,下决心回国投案自首。2015年12月,黄玉荣从美国乘飞机回国自首。

一批潜逃时间长的犯罪嫌疑人归案。潜逃10年以上的30余人,20年以上的7人。潜逃时间达24年的哈尔滨工商支行一分理处原副主任郑义,虽已经更名改姓,潜回国内,仍被抓获归案。

一批涉案金额巨大的犯罪嫌疑人归案。涉案金额500万元以上的42人,占总数的27.6%。比较典型的有河南省检察机关抓获的中信银行某支行原行长张朝辉涉嫌挪用公款3.2亿元案,浙江省检察机关劝返回国的玉环县供电局人力资源部原主任沈刚涉嫌贪污700万元案。

归案人员分布广泛。既有从美国、加拿大等美洲国家被劝返的,也有从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等欧洲国家引渡和主动回国投案自首的。

劝返比例大。经反复劝返后主动归案的占比67.1%。如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王国强从美国主动回国投案自首,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在办理王国强案过程中,辽宁省检察机关成立专案组,将王国强已浮出水面的犯罪事实作为重中之重,查证固证、查深查实。办案检察官多次前往丹东凤城、福建厦门、北京等地调查取证,形成卷宗20余册,并对王国强相关的涉案财产采取查封、扣押或冻结等措施。

办案检察官筛选出与王国强关系密切的某公司作为案件的重要突破口,通过政策攻心,促使公司负责人积极配合专案组规劝王国强回国自首。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最终促成王国强回国投案。

全面摸底排查外逃职务犯

最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后工作安排时说:“我们将组织人员力量全面摸底排查外逃职务犯罪案件的具体情况,研究制定工作方案,确定重点案件,逐案成立专案组,明确分工,责任到人。最高检将认真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真正做到查办职务犯罪与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

境外追逃追赃,形成合力才会给力。最高检将加强对内协调、对外协作机制制度建设,积极依靠党委、纪委的领导和组织协调,进一步加强与公安、外交外事等部门的协作,凝聚职务犯罪侦查、侦查监督、公诉、国际合作等内设机构的力量,推动形成工作合力。

这名负责人说,从实际工作情况看,国际检务工作具有独特的优势,在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最高检反贪总局将注意多研究、多总结、多探索,切实为各地开展工作提供有力支持。在国际检务合作方面,今后主要有三项重点工作要做:

充分发挥最高检作为我国实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司法协助中央机关和我国反腐败刑事司法国际合作中央主管机关的职能作用,积极运用双边或多边刑事司法协助、引渡等国际条约或公约,切实提高履约合作率。

认真研究和运用国际司法合作的规则和规律,依托国际检察官联合会、国际反贪局联合会、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检察长会议等平台,积极运用G20反腐败协作机制等多边机制,以及中美执法合作等双边机制,有效发挥最高检与其他国家检察、执法机构签署的126个合作协议、谅解备忘录以及业已建立起来的司法执法合作机制的独特作用,切实加强与外国检察等司法执法机关的业务交流与办案合作。

进一步发挥部分边境地区检察机关在开展边境区域性合作中的便利与优势,有效加强同邻近国家或地区司法执法部门在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方面的合作。

在国内,杨秀珠案、乔建军案、“二许”案等一批案件备受关注。这名负责人说,最高检将继续把这些案件作为国际追逃追赃的重点案件,根据各地上报的情况再筛选一批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重点案件,进行重点突破。

据介绍,最高检将实行“一重点案件一专案组”,一案一档,实行挂牌督办,案随人走,长期跟踪经营,一抓到底,归案销号。将强化“二次侦查”,强化查封、冻结、扣押措施,完善法律文书,区别不同情形分别采取劝返、遣返、缉捕、引渡等不同方式,逐案突破。（□　本报记者　　周斌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