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峰：论长征和长征精神

　　三、长征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

　　毛泽东说，“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从根本上说，长征的胜利是动员人民、依靠人民的结果，长征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

　　长征中，红军做了第一等、第一流的民族工作、群众工作。红军曾经过苗、瑶、壮、侗、土家、水、黎、布依、仡佬、纳西、彝、藏、白、羌、回、东乡、裕固等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或杂居区，占红军长征经过地区的50%以上。红军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红军的纪律，提倡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开展对反动政权的经济和政治斗争，帮助少数民族建立武装和人民政权，一路上留下了许多红军与少数民族团结互助的动人故事。经过彝族地区时，刘伯承与沽基部族首领小叶丹歃血盟誓，结拜为兄弟，团结了彝族上层人士，留下了彝海结盟的佳话。红军进入藏族聚居区后，中共中央发布《告康藏西番民众书》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得到藏民的热烈拥护。哈达铺是红军进入甘肃遇到的第一个较大的镇子，回民占人口半数以上。红军秋毫无犯，严守群众纪律，赢得回族群众热烈欢迎。离开时把借用的东西照样归还，把地面打扫干净，向主人再三道谢，与人民群众建立起血肉相连、生死相依的关系。

　　红军的宣传工作、教育工作在长征中也没有丝毫放松。毛泽东早在1929年12月就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实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若忽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实力。” 1935年1月，中央红军攻占遵义城后，立即印发了《中共中央告民众书》、《出路在哪里》等说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1935年5月，中央红军进入彝族聚居区时，张贴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由红军总司令朱德签署发布。在有条件的地方，红军还采取多种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红军的报纸仍然办得有声有色。红军长征期间创办有多种报纸。《红星》报是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唯一报纸，由红军总政治部负责编辑出版。遵义会议前由邓小平负责编辑，遵义会议后由陆定一负责编辑。《红星》报不定期出版。最长15天出一期，最短2天出一期，4开报纸，长征中多数是每期两版。长征途中《红星》报工作人员，用两副扁担挑着4个铁皮箱子，跟随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昼夜行军。箱子里装着办报的全部设备。稿件边走边构思，休息时赶紧动笔写稿，宿营时马上打开箱子刻写、油印，4个铁皮箱子就是办公桌。每期印700份至800份，发至连队。《红星》报的社论和理论文章，大部分由党和红军的领导人撰写。写得最多的是周恩来，其次是博古、陈云、彭德怀、聂荣臻、王稼祥、张闻天等，起到了很好的宣传鼓动效果。

　　尤其令人欣喜的，长征中各路红军都拥有一支鲜为人知的，在世界军事史上罕见的流动学校。如中央红军的干部团、通信学校和卫生学校；红二、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供给学校和步兵学校等。根据斗争需要，学校的组织形式几经变化，但红军学校的性质和宗旨并没有变化。它既是专门培养人才的场所，又是战斗队、工作队和宣传队、播种机，还是储备干部的战略预备队，在长征中发挥了极为重要和特殊的作用。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这些红军学校为抗日军政大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四、长征胜利最根本最宝贵的经验

　　毛泽东说，“长征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是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

　　长征中，党虽然遭受严重挫折，但更加坚强、更加正确了；红军虽然遭受重大损失，但更加统一、更加不可战胜了。正如中共中央在庆祝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通电中所说的那样：“我们的这一在抗日前进阵地的会合，证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是快要受到我们全民族最坚强的抗日先锋队的打击了，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证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核心了，证明正在抗日前线的爱国工人、爱国农民、爱国学生、爱国军人、爱国记者、爱国商人，英勇的东北义勇军以及一切爱国志士是有了援助者与领导者了。”周恩来后来讲到长征时说过：“我们红军像经过了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存下了树身和树根。”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征，战胜了蒋介石围追堵截、张国焘分裂危险、人类生存极限的三重挑战，取得了战略转移、战略转变、战略转折的三大胜利。实现了中国革命根据地从东南到西北的战略转移，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实现了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转变；实现了中国革命从挫折到胜利的战略转折。

　　这三大胜利，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战略转折。1935年1月，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长达四年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重大问题的重要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上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长征开始前，中国共产党已走过了13年的历程，但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却一直没有形成自己坚强的领导核心。长征的斗争和磨难，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熟提供了历史机遇，也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政治上、干部上、精神上准备了最重要的条件。而其中最根本的是，长征使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自己的领袖，形成了自己的领导核心。正如曾重走长征路试图发现其中奥秘的著名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说的那样：“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

　　历史和实践已经反复证明、充分证明，我们党找到并形成自己的领导核心并不容易。而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这是长征留给我们党的最根本、最宝贵的历史经验。对于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邓小平曾经联系党的历史深刻阐述过。正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创造性地建设了一个用科学理论和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创造性地缔造了一支具有一往无前精神、能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新型人民军队；创造性地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创造性地探索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为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创造性地发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培育了革命和拼命、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伟大中国革命精神，使中华民族从根本上改变了东亚病夫、一盘散沙、精神萎靡的形象，在政治上、精神上站立起来，以崭新的精神风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