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 丽 □ 本报实习生 余晨扬 “最近,我都快成快递员了。” 在中秋节后的一次乘车过程中,这名姓徐的网络约车司机在无意间向记者这样说道。 在追问下,徐师傅道出了“来龙去脉”:“中秋节前一周左右,我接到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单子,客人叫车后人不上车,只是放一些东西在我车上。之后,我按照指定地址把‘货’送到即可。” 刚开始,徐师傅对于这样的单子并未在意,但接到第四单相似模式的单子后,他似乎琢磨出一些门道来——这不会是节前送礼的吧? 得出这样的判断,徐师傅的依据是以下线索: 时间点——临近节前频繁相似模式的单子; 送货地点——都是企事业单位等。 “来取东西的一般都是企事业单位里的小年轻。我曾经问过下订单的人,能否送到大门口的传达室,都被拒绝了,下订单的人要求必须送到对方手上。”徐师傅还总结说,之所以选择他们这类网络约车送“货”,“首先双方都不用出现,其次我们这种网络约车有预存款制度,也就是直接扣除账户里的钱。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这里的司机都是注册并专职,一旦出现问题可以找到司机以及公司处理,所以安全可靠。” 截至中秋节前,徐师傅接到了此类订单8起。记者采访了与徐师傅同在一家公司的7位网络约车司机,有4人接过此类“送货单”。 早在今年中秋节前,相关部门已发现,“四风”问题在一些地方有所反弹回潮。针对“四风”问题更隐蔽且花样翻新,纪检监察部门也以“新办法”应对,执纪更严,处分更重,保持反腐“高压”态势不放松。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政府部门的传达室,往年都是满满的礼品盒,今年礼盒数量大幅减少。然而,送礼方式也变得更加隐蔽,出现电子代金券等送礼新模式。有人认为,现阶段“不请不送事难办”的情况依然存在。 “开了10多年公司,今年中秋最省钱。”在北京经营一家贸易公司的张凯(化名)这样对记者说,他给几个常打交道的部门领导送了人参礼盒以及一些红酒干果礼盒。10多份礼盒,共计2万余元。 往年,单是一顿宴请,可能就要花掉张凯数万元甚至十多万元。近两年,面对他的多次邀约,相关部门的领导都拒绝了。 “饭局黄了,还送礼吗?怎么送?”张凯开始纠结,“每年都送,今年断档不合适,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关系必须维护。如果‘顶风送礼’,会不会反而‘弄巧成拙’?” 张凯缩减送礼名单,反复斟酌礼品:“月饼送不出手,购物卡、礼品卡太敏感,是中纪委的打击对象……”最终,他选择了人参礼盒。 不用参加一个又一个饭局,最近很清闲的张凯,反而开始不踏实了,开始考虑节后需不需要“补礼”? “不送礼心里不安生啊。”张凯觉得,等管的不严的时候,该请的还是要请,该送值钱东西的还是得送,“中国毕竟是人情社会,礼尚往来总要通过送礼、饭局维系”。 取消了往年的中秋大礼“惯例”,在北京从事药品销售的小郑心里同样没底,“如果节后其他同行送了大礼,我们肯定得跟上”。 与其纠结,一些送礼者则决定用快递直接送礼。在北京市西城区企事业单位聚集的月坛附近,顺丰快递的张姓员工向记者表示,“最近工作量特别大,可能和我们的地理位置有关系”。 “如今,送礼更加隐蔽,更趋技术化。”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向记者表示,社会上有商家想尽办法利用隐蔽的技术手段来送礼,通过利用技术手段、信息手段,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把礼送了,淡化了送礼的痕迹。 不仅如此,为了隐蔽,即使接受了宴请也要做到“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境界。 “最近,我请领导吃饭,找的地方就很特别,要经过一段后厨,之后七拐八拐才能豁然开朗地发现宴请之地,不是自己人带着进去,外人根本发现不了。”张凯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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