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衰落的经济缘何迟迟不见底

【各行其是】

明明是“饮鸩止渴”的货币刺激政策，然而找不到增长动能的西方主要经济体却不得不一再使用。

显然，从金融危机之后长期维持的低利率并没有起到其本应鼓励发达国家借贷以投资基础设施、教育和社会保障的作用。大规模的流动性制造了金融财富，但却没有加强实体经济。

“发达国家的增长率越来越不稳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住、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施蒂格里茨认为，预算紧缩以及量化宽松的货币释放等主要措施对于刺激家庭消费、投资和增长的作用极小。相反，这些措施有加剧下滑局势的趋势。

“全球各个地区都注意到了自身面临的问题。”《日经商贸周刊》刊文称，在这一轮袭击全球的生产率放缓过程中，尤其令人关注的是美国近乎陷入到时隔30年首次出现的劳动率负增长中。该文章指出，考虑到以硅谷为代表的研究机构仍然源源不断地创造着数字领域的新技术，美国如今的低增长率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出人意料。但很明显，要让这些新技术惠及整个经济还需要时间。

“由于结构性改革不可能立竿见影，而欧洲和日本带头搞的负利率也并没有促进消费和投资活动，不仅对实体经济的增长贡献很小，还刺激货币出现了竞争性贬值，而且现在已经出现了大概十多万亿美元规模的负利率长期国债，这是空前未有的事情，蕴含了很大的金融风险。”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徐洪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西方主要经济体之间更应该统一行动，不能靠治标不治本的“兴奋剂”政策。特别是日本，已经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徐洪才指出，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8年，然而后遗症并没有消除，反而更尖锐了。同时，贸易和投资的保护主义、政治方面的民粹主义和外交方面的孤立主义甚嚣尘上，形成了反全球化的逆流。

“在各个经济体起到真正毒品作用的货币政策已经显示出自身的局限，并且货币政策措施也因互相缺乏协调而消融。”法国《回声报》刊文称。

“我们已经能明确看到，财政和货币政策现在都已经没有边际效应了，量宽解决不了全球疲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发达经济体要想从衰退中走出来，归根结底还是要靠结构性改革，尤其是科技创新，毕竟工业革命最终要靠制造业。

“世界经济长周期到了一个下坡和调整的阶段，能在2020年前后真正开始第四次工业革命就已经很不错了。虽然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陈凤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