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在雪域高原上的忠诚

胡志军：

行走在深沟峡谷的边缘

西藏昌都市委副秘书长、察雅县委副书记胡志军是中国铝业公司的干部。2013年8月11日，从未到过西藏的他从北京飞到昌都察雅时，一种荒凉感顿生。

第一个晚上，察雅就以4.3级地震的方式迎接了他，睡梦中的他差一点儿从床上掉下来。他以紧急参与指挥抗震救灾的方式，度过了抵藏的第一天。

第二天，昌都地区又发生6.1级地震，57万人不同程度受灾，4.5万多间房屋受损。由于地委、县委组织救援及时，创造了地震后40小时而无人员死亡或失踪的奇迹。

“人的生命在自然面前有时很脆弱，在这里，你必须放下对自己生命的珍惜。”胡志军说，援藏干部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让这片土地上的藏族群众生活得更好。胡志军虽然远离北京的亲人，却结下不少西藏“亲戚”。两年多来，他个人累计出资3万多元帮助这些“亲戚”。

援藏干部要“进得去帐篷，喝得下酥油茶”，只有这样才能与藏族群众心连心。新卡乡是胡志军的联系点，乡里山高、谷深、坡陡、弯多，有两个村海拔超过4000 米。进藏以来，他走遍了所有村组，他结对帮扶的一户藏族群众家，离县城有15小时以上路程，经常是越野车在大山腰不足两米宽的路上行驶，车窗外是万丈深的峡谷。“这里不是长安街，不是二环路。一旦‘万一’，相当于空难。”胡志军似乎习以为常，他浪漫地说：“信念是飞过艰险的翅膀。”可有着近40年驾龄的藏族司机洛桑却说：“每一次我都‘压力山大’。路太险，我简直不敢走了，胡书记胆子大！”

吃苦是硬功夫，发展是硬道理。为建设富裕察雅，胡志军带领有关同志组建了藏东现代农牧业示范园，修建了高效温室、园区道路、培训中心、宿舍楼及阳光餐厅等，这些项目成为“西藏康巴国际旅游示范园区”的配套工程。实行“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发展独具特色的高原生态绿色环保品牌，使群众每年增收 220余万元。

刘振伟：

“值班厅长”勇闯“通麦天险”

刘振伟原本是第六批援藏干部。2010年7月，时任公安部经侦局政治处主任的他担任了西藏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一期干满又留任3年，成了第七批援藏干部，后来先后担任自治区公安厅常务副厅长、自治区司法厅厅长。

西藏地处反分裂斗争的前沿阵地，敏感事件多、突发事件多。5年多来，刘振伟一直负责维稳工作，平均每3天值一个24小时的班，累计值班、带班、加班500多天；5年多来，他从未主动请过一次假、休过一次年假，一年回家的天数累计不超过25天。由于长年坚守在岗位，他被称为“值班厅长”。

记者采访时发现他的脸颊红彤彤的，血丝布满双眼，他乐呵呵地说：“这是高原红，常在野外跑，和西藏同胞同肤色了！”

常在野外跑，这是刘振伟的“西藏新常态”。维稳是他工作中的头号大事。2011年，刘振伟负责组织公安厅首批驻村工作，这些驻村点集中在昌都地区。为摸清情况，刘振伟用半个多月的时间跑遍了所有驻点村，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区奔走了7000多公里，翻越了海拔6168米的雀儿山。

长达14公里的“通麦天险”，是川藏线最险的一段路。山高路窄，弯急谷深，几乎集中了泥石流、山崩、雪灾、冰害等世界公路史上所有灾害类型，是世界第二大泥石流群，被称为“通麦坟场”。一天深夜，为执行安保任务，刘振伟冒着雨雪交加、异常寒冷的恶劣气候，用三个小时闯过这一险段，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就在他闯关成功第二天，一辆货车坠入深渊下的河中，片丝不留。

“去年在阿里维稳，我们的很多检查站都设在海拔5000米以上，大家几乎天天吃泡面，有时甚至只有糌粑加雪水，但没有人抱怨，这就是担当！”刘振伟说。

2013年3月29日，海拔4500米的墨竹工卡县甲玛矿区突发严重山体滑坡灾害。刘振伟带人第一时间赶赴矿区参与现场指挥救援。在随时可能发生次生灾害的情况下，他克服高原缺氧、气候寒冷、血压升高、身体不适等困难，坚守岗位5个昼夜，直到全部处理结束。

依法治藏，维护西藏的长治久安，公安机关负有重要责任。近些年，西藏地区的经济案件增多，给藏族群众造成损失。为保民生、促稳定，刘振伟提出了对犯罪行为要 “打早、打小、打苗头”，亲自指挥侦破了西藏首例POS机套现案、首例组织传销案、首例虚开增值税发票案等一系列重特大经济犯罪案件，还成功地化解了 290多起重点信访案件。“西藏现在的社会局势、治安形势、整体的维稳形势是历史上最好的，说拉萨是中国最有安全感的城市一点都不夸张。”成就感写在他那张满是高原红的脸上。

李冬：

“我是县委副书记，大家不要慌！”

日喀则市聂拉木县委副书记李冬进藏前担任山东烟台市牟平区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2015年尼泊尔“4·25”地震发生时，李冬正在去樟木镇立新村考察的途中，这里是西藏最大的边境通商口岸，当时道路和通讯中断，樟木镇成为孤岛，一片混乱。

李冬跌跌撞撞地跑到马路上，面对惊慌失措的人群，大声呼喊：“我是县委副书记。大家不要慌！”“我去给大家找一个安全地带。一定要等我！”同李冬一起的还有从山东一同来援藏的干部张世鹏和当地一位公安干警，三人赶紧开始寻找安全地带。

半个小时后，他们选定了8处相对安全的地方，及时转移安置了全镇包括商户、游客和尼泊尔籍人员在内的6000余人。

震后第一个夜晚，整个樟木山谷充满惊恐。李冬查看群众的安置帐篷时，听到一个尼泊尔人对中国藏族群众说：“你们哭什么，你们中国有人管！”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李冬，让他感到了肩上的责任：这就是中国力量！

为避免不断发生的余震造成再次、多次伤害，李冬决定组织更大规模的群众转移。熟悉当地情况的公安民警洛昆徒步找了50多分钟，终于找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去处，可以容纳几千人。李冬和同事们立即组织转移，他要求“屋里不许有一个人，街上不许有一个人”，确保每一位藏族群众和外国人的安全。

余震不断地发生着，震级最高时达7.1级，满眼的建筑物都在摇晃。李冬一直站在指挥部的平台上，最终确认没有新增一例伤亡后，李冬几乎累瘫了。

4月28日傍晚，已中断4天的国道终于被打通。这时，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打来电话：卫星勘测表明，大的次生灾害随时可能发生，立即组织樟木镇群众全部大转移！

命令如山！正在此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日喀则市委书记丹增朗杰和日喀则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聂拉木县委书记王平等同志先后徒步进入震区，组织指挥抗震救灾工作，此后30多个小时，李冬配合上级领导把樟木镇的群众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

聂拉木县政府有一位藏族司机，叫普布。地震当时，他随李冬在樟木镇出差。困守“孤岛”的几天几夜，他随李冬四处奔波。李冬后来才得知，普布的妻子、孩子竟然就在樟木镇一个安置点里。在生死关头，普布没有顾得上妻儿，而是与这位汉族援藏干部寸步不离！面对关心，普布憨厚地说：“我放心不下你嘛！”这让李冬眼窝一热。

大转移过程中，随突击队进入樟木镇的烟台援藏领队孙玉荣找到李冬，要求他立即随群众撤走：“这里危险，万一你永远留在这里，我回去怎么向你的亲人交代？”李冬坚定地说：“我熟悉情况，存活的概率高！”就这样，他们谁也没有说服谁，直到4月30日凌晨送走最后一批群众，这一对援藏战友才一同到达安全地带。

刚刚完成任务，李冬7岁的儿子从烟台打来电话，奶声奶气地问：“爸爸，你去哪儿了？我想你了！”李冬平静而潇洒地说：“我在外面散步呢，挺好的！”

挂掉电话，李冬的泪水夺眶而出。

地震后，李冬去了一趟阿里的革命烈士陵园。站在孔繁森的墓碑前，他再一次默念着孔繁森最喜爱的那句名言：“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