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 李晨韵 摄 中新网杭州5月21日电 (赵小燕 方堃)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21日出现在浙商大讲堂,面对浙商,他并没有讲如何发展经济,而是分享自己的幸福观:除了物质,幸福还与健康、教育等密切相关,甚至应该是囊括所有因素。从研究数据来看,财富并不等于幸福,收入超过一定数额后,幸福感并没有因为财富的增长急剧增长。 迪顿分享的几组数据图表显示,从1960年到2010年,随着时间的变化,收入变高的速度最快的就是中国,而平均年龄也从40岁增长到了70岁。从其分享的数据图表来看,各国寿命数据差距正在缩小,但幸福指数还是有很大差距。 迪顿说,很多哲学家、宗教学家、心理学家等都对幸福有自己的定义,“幸福是重要的,但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生命中不可能时时快乐,总有某个时刻会有悲伤。” 从他对幸福评测的数据来看,幸福和两个维度有关。一个是生命评估:生活过得如何?是否达成目标?是否感到沮丧生气?二是某个时间点的快乐度:是否能在昨天的某个时间点感到非常快乐? 根据坎特利尔阶梯理论,幸福指数从0-10计,非洲国家一般在3-4,而美国基本在7-8。“从中国搜集到的数据差异比较大,但可以认为,财富并不等于幸福。” 从对几百万的参与者的评估数据得出理论,迪顿认为,在周边情绪变化中,周六日更加快乐,压力、悲伤、愤怒等负面情绪比较少。 迪顿也解释,幸福指数也跟各国人民的含蓄程度有关。“中国人比较含蓄,美国人比较开放会愿意表达幸福,而拉美人很喜欢说自己是幸福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什么要讲“幸福”,而不是经济? 生长在苏格兰的迪顿父亲是煤矿工人,小时候家庭也非常贫困,他曾经认为“幸福”并非经济学研究中的核心命题。然而,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他逐渐发现各种宏观经济数据的意义也许没有“幸福”本身更具有本质性。 迪顿说,最近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历史上未曾发生过的,全球的大部分扶贫成果都来自中国。中国在各类幸福指数上的变化曲线也越来越和西方发达国家接近,并明显优于拉美、非洲、前苏联国家等地区。 但是,迪顿教授也指出,和许多国家一样,中国人的收入增长并非和幸福感的提升成正比。在收入达到一定程度后,幸福感就开始呈平滑稳定,甚至开始下降。因此,经济的发展固然是中国的伟大成就,但在此基础上,用更好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来构筑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同样是当务之急。(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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