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梦”遭遇“美国病”

民主之惑：愈演愈烈的党派争斗

“党争可以妨碍行政管理，可以震撼社会，但它却不能在宪法的形式下肆虐并掩饰其激烈的情况”。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对“党争”给出这样的阐释。他相信一个实行代议制民主和分权的共和政体能够防范“多数人暴政”。

麦迪逊显然过高估计了宪法对党争的持久约束。今天，民主、共和两党“合法恶斗”已至登峰造极地步。

以贝拉克·奥巴马两届总统任期内情况为例，民主、共和两党相互拆台几乎成为美国国家政治生活的主旋律。两党在国会的对峙，严重掣肘了奥巴马政府涉及国计民生的诸多改革努力，甚至一度导致政府被迫“关门”，险些引发一场灾难性的主权债务违约。

从预算到移民，从医改到控枪，要“大政府”还是要“小政府”……奥巴马入主白宫七年多，政绩乏善可陈，一定程度上要拜两党恶斗所赐。“斗争经验丰富”的政客们从所在选区打到华盛顿，从国会山打到联邦最高法院，正是：有政客的地方就有争斗。

今年2月，联邦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去世，保守派同自由派“宪法守护者”的力量对比由5：4变成4：4。为了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确保党派利益在大选年实现最大化，两党立即展开夺位之战。

民主党总统奥巴马提名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自由派大法官梅里克·加兰接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对此，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米奇·麦康奈尔明确表示，参议院绝不会就奥巴马的提名举行听证并予表决，新一任大法官必须由下一任总统提名。

作为美国政治体系的司法支柱，联邦最高法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因此被民主、共和两大政党视为权力必争之地。斯卡利亚身后之争，表面看与三权分立无甚关系，实质上却是代议制民主、分权理念与“金钱政治”结合而作用于国家政治生活的一种极致表现，暴露出藏匿于宪政民主下政治利益至上的“小”来。

愈演愈烈的党争加剧了美国民众对华盛顿政治圈的愤怒与失望。这一点，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初选阶段已得到充分体现。在很多人看来，特朗普的崛起，既是最大的偶然，也是最大的必然。也有舆论指出，美国的代议制民主已不可避免地陷入危机。

尽管任期还未结束，但是本届国会已被普遍认为是1947年以来最低效的国会。盖洛普公司4月6日至8日所做民调显示，国会支持率仅为17%。

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运行两百多年的美国政治体系已出现“机能性障碍”：立法和司法部门对行政部门影响力加大，导致行政成本高企且效率低下；利益集团、游说团体影响力加大，扭曲了民主进程；政治两极分化，使制衡制沦为“否决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