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艺不等于乞讨” “我这像是有两套房的吗?”李大鹏如今住在南城的一片棚户区的二楼,房间不足10平方米,房租每个月700元。屋内堆满了各类杂物和家具,做饭只能在二楼过道中,过道空间局促,一个身材苗条的人才能从容通过。 “报道说我是乞讨,我怎么能是乞讨?”李大鹏绷着脸,纠正着报道中使用的词语。他认为自己是卖艺者,在他的“字典”中,乞讨是主动向别人要钱,而自己从不这样做,他通常是唱着歌曲在车厢内来来回回,“我这叫‘卖艺’,我给大家唱歌,大家愿意给就给,不愿意给就不给。” 那极强的自尊心没法平息下来,李大鹏在家里一遍又一遍地“听着”那篇对自己的报道,开始了逐条批驳。 “他们说我是假装残疾,我是二级视力残疾,有正规的残疾证。”李大鹏说,由于视神经萎缩,眼前一片模糊,在地铁车辆启动和停止之时,自己很可能在惯性的作用下前倾摔倒,所以他选择坐在地上,一手拿着放钱的纸箱,一手撑地,用屁股蹭着地面向前挪动。他还强调,自己手持的是盲人棍,而不是拐杖。 李大鹏还算着一笔账,报道中说他一天能挣300元,一个月收入过万。“他们会不会数数,一天就算我300元,一个月我也才9000元,怎么过万?”李大鹏说,自己平常一天挣100多元,每天晚上加班到11点,一天才能挣200多元到300元。自己有时身体不适会休息,或者不加班,一个月根本到不了一万元。 最近李大鹏得到消息,被告不服一审判决而上诉,他有些不解。“这明摆着的事,他们还上诉什么劲?” 为了生活而低头 为了挽回自己的自尊,李大鹏起诉了媒体并胜诉,然而在命运面前,李大鹏还是得低头。 “盲人是残疾人中最惨的,一辈子只能干三件事,一是算命,二是按摩,还有就是现在我干这行了。”李大鹏父母早亡,他本想成为一名按摩师,1995年,24岁的他眼睛发病,成为了二级盲人,一个月领着100多元的低保。经过了10年的困苦生活,无儿无女的他学了按摩手艺,2005年他从黑龙江来到北京闯荡。 由于没有按摩资格证,李大鹏找不到工作。心灰意冷的李大鹏在地铁里“晃悠”的时候,发现车厢内的乞讨人员一拨接一拨,“有唱歌的,有抱孩子的”。 李大鹏心想着,这应该是个不错的谋生方式。 “头几个月特不好意思。”李大鹏抹不开面子张嘴要钱,他在地铁内徘徊了好一段时间。总归抵不过生计的需要,李大鹏心一横,在地铁里亮开了自己的嗓门。 他唱过《铁窗泪》、《打工谣》等一类歌曲,后来每天跟着录音机的同期声哼唱《大悲咒》。李大鹏眼不好使,起初跟着几个认识的老头老太太搭档卖艺,李大鹏在地铁里唱歌,搭档在前面牵着他的手,每天得到的钱对半平分。“后来人家都学会了,都单干了。” 在此期间,李大鹏离过两次婚,他认为第二个妻子在利用自己,只是看重钱财,便选择了分开。 四年前,李大鹏认识了如今每日陪在身边的“大姐”,“大姐”此前跟随亲戚来北京谋生。两人好上后,“大姐”照顾着李大鹏的生活。每天扶着他进出地铁站,给他做饭。李大鹏在车厢内卖艺的时候,“大姐”便在车厢另一边等他,拿着水和干粮。 一天的工作结束,李大鹏在“大姐”的帮助下换衣,他执拗地换上干净利索的衣服出站。在非工作时间,他不愿意让自己显得太过邋遢。案子最后一天开庭时,李大鹏穿着一套西服去了法院,这是他最贵的一套衣服,是结婚时花2000多元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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