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季是儿科疾病的高发期,也是各大医院儿科最繁忙的时期之一。朋友圈热传的一些耸人听闻的文章,也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焦虑。在“全面二孩”的大背景下,“儿科医生荒”如何化解? “儿科医生荒”已经引起高层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与发展,要紧紧围绕加强儿科医务人员培养和队伍建设……切实缓解儿童医疗服务资源短缺问题。国家卫生计生委和教育部也在采取措施,比如通过恢复儿科本科招生等,补充儿科医生的后备力量,缓解儿科就医难。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儿科医生招不进也留不住,究竟要推行哪些体制机制层面的改革,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儿科就医困局,这些都值得深入思考。 第3期“议事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晶瑶(以下简称“记”)对著名儿科专家、原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中西医结合医院儿科主任张思莱(以下简称“张”),进行了一次专访,探讨“儿科医生荒”的原因和对策。 “活多、钱少、不受尊重”,这是一线儿科医生工作的真实状态 记:“看病像打仗,挂号像春运”,这是许多家长的共同感受。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各地医院儿科人满为患? 张:医院儿科“一号难求”的矛盾,比成人科室更严重,最主要的原因是儿科医生太少。目前的三级医疗体系,也使得很多人喜欢往大医院跑、往三甲医院跑。实际上,在医院没有分等级的时候,哪家医院都能接待患者,人们没有“非大医院无法看病”的观念。医院被人为地分成三六九等,会让人们误以为,基层医院就是不行,这在客观上加剧了大医院儿科的就诊难。 记:数据显示,我国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约11.8万人,每千名0~14岁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为0.53人,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近几年,儿科医生的增加更是处于停滞状态。当前中国儿科医生紧缺,与哪些因素有关? 张:全国医科院校儿科系从1999年停止招生,过去17年间,我国儿科医生仅增加了约5000名。人才培养出现断层,没有专门培养儿科医生的学校了,儿科医生能不紧缺吗? 在退休前,我这个级别的大夫,按照当时的规定,半天要看20个门诊。但现在,同样级别的大夫,实际上可能要看60个甚至80个门诊,医生的诊疗质量肯定也会受影响。儿科“活多、钱少、不受尊重”,慢慢就会有很多儿科医生转行,招人也越来越困难。 记:除了工作强度大之外,儿科诊室也是医患矛盾比较突出的地方,这让很多儿科医生流汗又流泪。 张:是啊。记得有个小护士给患儿打头皮针,因为小孩血管细,几针没扎进去,孩子爸爸一个耳光就扇过来了。但最后科室只能给个“委屈奖”安慰一下。从自身来讲,我是从“张大姐”“张阿姨”“张奶奶”一步步被患者叫过来的。当年医患关系很和谐,有一次抢救一个患儿,需要给孩子输血增加凝血因子,当时因为家长的血不合适,我们都是抽自己的血给孩子输,虽然孩子最终没抢救过来,家长还是表示感谢。现在还有医生敢这样做吗?如今医患之间的互相不信任太严重了。 记:有一种说法叫“金眼科,银外科,马马虎虎妇产科,千万别干小儿科”,您之前在儿科工作时,对待遇是否满意?在您看来,儿科医生待遇低的症结在哪儿? 张:我当儿科主任的时候,就经常去找我们院长“哭穷”。因为儿科科室不能为医院“创收”,很多时候为了平衡,得拿别的科室的收入补贴儿科。很多医院的领导,最怕两个科室——儿科和妇产科。儿科的病种比较简单,大多是呼吸道、消化道类疾病;检查少,不能做CT、核磁;用药量也少,儿科用药是成人的几分之一。因此,儿科已成为“边缘科室”,收入是最低的。 失去了职业吸引力,即使通过恢复本科招生等举措暂时招来了人,最终也留不住 记:国家卫生计生委和教育部表示,将支持中国医科大学、重庆医科大学等8所高校举办儿科学本科专业,并将于今年7月起开始招收儿科学专业本科人才。您如何看待教育部当初取消儿科本科的决定?如今恢复儿科本科招生,会带来哪些积极影响? 张:当年取消儿科本科的决定,在今天看来,可能有些草率。当年我报考儿科系,录取分数线就比医疗系高,曾经医学院录取分也高于理工科大学。但现在医学院录取分低了,是因为孩子们已经惧怕当前的医患矛盾以及伤医事件,你能说医学生素质低吗? 现在恢复儿科本科招生,应该会有一定的作用。但医生的培养周期是很长的,至少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从现在开始到招生,再到能够实际走上医生岗位,已经是很多年以后了,远水恐怕解不了近渴。 记:也就是说,恢复儿科本科招生,更像是一种“治标”之策。那么,要解决儿科看病难、儿科医生短缺问题,应该从何处破题? 张:首先,要从提高儿科医生的薪酬待遇上入手,改变儿科医疗服务价格的定价机制。现在医生的挂号费无法体现医疗服务的价值,如果能对医生诊疗费合理定价,不仅能提高儿科医生的薪水,过度用药、过度检查等诸多医疗问题也有望迎刃而解。 其次,应当建立医生合理流动的机制,建立更完善的医生培养体系。三甲医院的医生,应该定期到下面的基层医院去执业,这样也能帮助基层医院提高诊疗水平;而基层医院的医生,应该有机会到大医院去实习。同时,要缩小公立医院之间医生的收入水平差距、缩小公立医院医生的诊疗水平的差距。通过这些手段,让患儿家长不再不分病情轻重,一味追求三甲医院,才有助于缓解大医院的就诊压力,推动分级医疗体系落实。 第三,要为儿科医生创造良好的执业环境,尤其在遭遇医患矛盾的时候,要保障儿科医师执业安全。选择任何一份职业的前提,都是能看到前途,否则,失去了职业吸引力,即使通过某些手段暂时招来了人,最终也留不住人才。 要复制国外的“类Uber”诊疗模式,还是得从改变公立医院就医模式入手 记:现在有个很热的词叫“网红”,您在网上也拥有百万粉丝。现在互联网上开设微博、微信公号的儿科医生群体也不少,您觉得互联网有助于缓解儿科困境吗? 张:我2000年开始网络答疑,这些年,每天大概花2个小时在网上解答各种儿科问题。我谈不上是“网红”,也从没想过从中获得什么利益。我的微信公号有四十五万粉丝,但发的都是“干货”。 儿科医生存在的价值,不止是在孩子生病后,帮他们治病,更应该做好知识普及工作,把预防关设在前面,让孩子不生病。 我在育儿咨询第一线,为公众答疑解惑十几年了,回答了成千上万位家长的提问和咨询。动力是我的身份——曾经的医生,现在的母亲、外祖母,所以我最理解每位家长的心情。但我始终认为,网络只能给家长提供一些健康指导,并不是诊断看病的地方,更不能做出用药指导。 现在很多家长的育儿知识太贫乏了,家长应该学会如何与孩子共同成长。我特别建议成立家长学校,很多育儿知识,家长要先补补课。这样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不但能避免很多误区,也能少让孩子生病,做好预防工作。 记:在当前的创业热潮中,“互联网 ”是一个很热门的概念。在您看来,“互联网 ”能给医药行业尤其给儿科,带来哪些积极变化? 张:互联网对于医生和医院品牌形象的树立,能起到很好的效果。以前有很多医生,医术、医德都不错,但知名度不高,有了互联网平台,这些医生进行符合市场导向的创业,就能容易很多。实际上,目前已有不少医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记:在国外已经出现了被称为“医疗界Uber”的软件——“治愈”,患者可以像手机叫车一样预约医生。这种“类Uber”模式,在中国能否复制?如果要复制,需要跨越哪些障碍? 张:对中国当下的医疗体系尤其公立医院体制内的儿科大夫而言,这种创新尚看不到实现的可能。原因是儿科大夫实在太少。在很多公立医院,“8小时工作制”都得不到保障,让儿科医生值完“大夜班”之后,再利用休息时间出去为其他患者诊病,不现实。 与此同时,就中国当前的医药费用而言,如果像用手机叫车一样预约医生,医药费也可能不是一般家庭能够承受的。不过,利用新技术解决老问题,是大势所趋。如果要复制国外一些比较好的新模式,还是得从改变公立医院就医模式、深化医疗体制改革入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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