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卡冲突的历史经纬

纳卡问题的形成是大国博弈和民族矛盾相互激荡的结果，纳卡问题的解决因外部大国和历史叙述的双重影响举步维艰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近日在纳卡地区再次爆发冲突，使得已维系20多年的纳卡停火机制面临彻底失效的风险。4月5日，冲突双方相继宣布已在这一地区实施停火，纳卡地区的军事冲突告一段落。

围绕纳卡地区，多年来阿、亚两国摩擦不断，这次冲突可以说是双方矛盾的又一次集中爆发。纳卡问题的形成具有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周边大国在其中扮演了主导角色。因此，冲突下一步如何发展既取决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国，也跟国际大环境相关。综合判断，停火之后，纳卡地区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并不大，但矛盾短期内无解。

帝国时代人口变迁

纳卡地区的全称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直译为“卡拉巴赫山地”，与此对应的则是淹没于历史中的“卡拉巴赫低地”。“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是苏联时代才出现的官方称谓，在此之前，人们多以“卡拉巴赫”称呼包括纳卡在内的广阔地区。

纳卡所在的外高加索位于强势文明的交汇地带。18世纪，外高加索受到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的交替控制。1724年，波斯相继败于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后，俄土签署《君士坦丁堡条约》，瓜分了波斯在外高加索地区的土地。其中里海沿岸归俄罗斯，包括卡拉巴赫在内的其他外高加索地区归土耳其，卡拉巴赫于是成为奥斯曼帝国最东部的省份。

在此之后，突厥人控制的卡拉巴赫汗国迅速扩张，亚美尼亚五公国被吞并，亚美尼亚人逐渐外迁，而突厥人则陆续迁入，并聚居于水草丰美的卡拉巴赫低地地区。卡拉巴赫逐渐分化为亚美尼亚人聚居的“卡拉巴赫山地”（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阿塞拜疆人聚居的“卡拉巴赫低地”。

1805～1813年，沙俄征服了卡拉巴赫汗国，并将波斯的势力彻底清除出去，最终建立起对卡拉巴赫的直接统治。当时在卡拉巴赫的主体居民中，亚美尼亚人信仰基督教，且与俄国的敌人土耳其不和；而阿塞拜疆人则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受到土耳其的深刻影响。因而阿塞拜疆人是不被信任的穆斯林，而亚美尼亚人则受到当局的多方照顾。而在临近的土耳其和波斯境内，亚美尼亚人则被视作二等公民，穆斯林得到优先照顾。

在三个帝国不平等的民族政策引导下，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数量稳步增长，阿塞拜疆人则逐渐外迁至伊朗和土耳其。1845年，卡拉巴赫地区的人口中2/3为阿塞拜疆人，但亚美尼亚人已成为卡拉巴赫山地的主体民族。到1897年，卡拉巴赫的阿塞拜疆人比例降至55%，亚美尼亚人则增长到43%。随着越来越多的亚美尼亚人迁往低地的城市地区，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的冲突频繁起来。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民族冲突曾达到高潮，多达数千人罹难。

冲突背后的大国政治

一战期间，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帝国开战。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亚美尼亚人由于亲俄而备受猜忌，民族和宗教矛盾迅速激化，最终酿成亚美尼亚人大屠杀，据估计有150万亚美尼亚人被杀害。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后，民族自决成为建立新国家的指导原则。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先后宣布独立。

外高加索地区长期形成的多民族杂居态势，令新独立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面临复杂的领土纠纷，卡拉巴赫即是双方争夺的焦点。1918年，亚美尼亚人占多数的“卡拉巴赫山地”（即纳卡地区）宣布自治，以抵制阿塞拜疆的主权声索。奥斯曼帝国站在亚美尼亚人的对立面，帮助阿塞拜疆占领了纳卡地区。这更加激起了亚美尼亚人对突厥人的仇视。1919年4月的卡拉巴赫亚美尼亚人第五次大会上，阿塞拜疆人被视作土耳其人的帮凶，且对亚美尼亚大屠杀等暴行负有责任。

奥斯曼帝国灭亡后，亚美尼亚试图获得土耳其东北部的西亚美尼亚地区，这一诉求体现在《色佛尔条约》中。但是条约并未得到切实执行，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很快重新占领了西亚美尼亚，并且不承认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

一战结束后，进入外高加索的英国军队支持阿塞拜疆的领土主张，以促使阿塞拜疆脱离苏维埃，进而获得巴库的石油。亚美尼亚人担心四面围城，遂于1920年主动向阿塞拜疆要塞发起进攻。但是此举招致了毁灭性报复，纳卡的城镇被毁，数千亚美尼亚平民被杀。

1921年，整个外高加索被苏俄红军控制，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对纳卡地区的争夺变成苏维埃内部矛盾。起初，种种迹象表明“卡拉巴赫山地”（即纳卡地区）会被转交给亚美尼亚，但是地缘政治因素影响了这一进程。当时苏联迫切希望实现苏土关系正常化以确保边境和平，而土耳其则担忧强大而敌对的亚美尼亚会成为国家安全的隐患。为解决土耳其的安全关切，苏联将作为自治省的纳卡划给了阿塞拜疆，另外还将纳希切万也划给阿塞拜疆以便让阿塞拜疆和土耳其接壤。

在阿塞拜疆管理期间，鼓励阿塞拜疆人迁入的政策提高了纳卡地区的阿塞拜疆人数量，而亚美尼亚人生育率降低和人口外流则降低了亚美尼亚人的比重。1926年，纳卡的阿塞拜疆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只有6%，但是到1979年，这一数字已经提高到了25%。人口结构的变化为未来激烈的族际冲突埋下了隐患。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历史学者纷纷为各自的领土主张寻找证据，对现状不满的亚美尼亚人则不断要求将纳卡地区划入亚美尼亚。不过，总体而言苏联时代纳卡地区的民族争端一直维持在可控的范围。

1980年代末期，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政策为暗流涌动的族群冲突添了一把火。起先，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人只是要求文化、经济和语言自由，但到了1988年，他们转而要求并入亚美尼亚。巴库和苏姆盖特（Sumgait）爆发了针对亚美尼亚人的骚乱，数千名亚美尼亚人殒命。而在纳卡地区也爆发了针对阿塞拜疆人的攻击，并扩散至亚美尼亚全境。为应对纳卡冲突，苏联将纳卡地区升格为直辖共和国，并尝试以军事手段恢复秩序，但未能阻止局势的进一步升级。

新仇旧恨死结难解

1991年9～10月，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相继独立，纳卡地区也于12月宣布从阿塞拜疆独立。作为对纳卡独立的回应，阿塞拜疆取消了纳卡的自治地位，纳卡战争全面爆发。

虽然亚美尼亚宣称冲突双方是纳卡共和国和阿塞拜疆，但是亚美尼亚无疑是纳卡冲突中最主要的参与方之一。在纳卡冲突中，亚美尼亚人的士气和指挥能力强于阿塞拜疆，并且得到了俄罗斯方面的军事援助。最终，纳卡军队不仅击退了阿塞拜疆的进攻，而且进一步占领了纳卡周围原属阿塞拜疆的7块地区。这些地区加起来占原阿塞拜疆领土的13.4%。面对不利战局，阿塞拜疆被迫承认纳卡当局为谈判方，从而开启了直接谈判进程。1994年5月，在俄罗斯的调解下，阿塞拜疆、纳卡当局和亚美尼亚签署了停火协定。

1992年起欧安组织组建的纳卡问题明斯克小组，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纳卡问题。但是，二十多年来，明斯克小组的工作举步维艰，谈判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纳卡当局都拒绝首先让步。阿塞拜疆认为，要讨论纳卡地区的最终地位，亚美尼亚必须从所有占领区撤军；亚美尼亚则坚持，先对纳卡地区地位达成共识，然后才能撤军；纳卡当局则要求先获得正式承认，再开展进一步谈判。

谈判失败的背后，是两个久已存在的问题。

一是外部势力的介入。纳卡冲突掺杂了周边大国的博弈。亚美尼亚和俄罗斯是军事同盟关系。俄罗斯在纳卡冲突中对亚美尼亚和纳卡共和国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在亚美尼亚驻扎重兵，成为应对冲突的关键力量；在亚美尼亚战后的经济建设中，俄罗斯的资金和能源也不可或缺；俄罗斯还是明斯克小组三主席之一，并在独联体框架内对外高局势发挥影响。可以说，俄罗斯是纳卡问题最关键的外部力量。

土耳其和阿塞拜疆则是号称“一个民族，两个国家”的天然盟友，和亚美尼亚积怨甚深。在纳卡冲突爆发后，土耳其公开支持阿塞拜疆，并与阿塞拜疆一起对亚美尼亚实施无限期的交通封锁。停火达成后，阿塞拜疆还与土耳其合作修建了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管线、巴库-第比利斯-卡尔斯铁路等跨国项目，既有孤立亚美尼亚的意味，更有摆脱俄罗斯影响的深层考虑。此外，阿塞拜疆借油气资源、亚美尼亚通过海外亚美尼亚人群体，竞相争取欧盟和美国的支持。大国力量有形无形的介入，提高了纳卡问题的复杂性。

二是各方深陷历史泥潭。在对纳卡地区的历史叙述中，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都将自己描述为完全的受害者。阿塞拜疆将纳卡地区视作自己文明的心脏地带，将纳卡冲突视作屈辱和牺牲的代名词，而纳卡冲突导致的100多万国内难民（internal displaced persons）则对国家财政造成巨大压力。亚美尼亚认为，亚美尼亚人在历史上惨遭穆斯林的压迫，如今则夹在两个突厥人国家之间艰难求生。他们往往将纳卡问题和亚美尼亚大屠杀相联系，将阿塞拜疆人等同于土耳其人，甚至将纳卡冲突视作反抗大屠杀图谋的行动。双方的历史学家竭力寻找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实际上是在现实政治的指引下重塑历史叙事。这种努力塑造了国内政治中“政治正确”的红线，这虽然帮助执政者达到了凝聚人心的目的，却也令相关问题变得“不容谈判”，从而大大压缩了双方可供妥协的空间。

纳卡问题的形成是大国博弈和民族矛盾相互激荡的结果，纳卡问题的解决因外部大国和历史叙述的双重影响举步维艰。在地缘政治格局深刻调整的今天，纳卡问题双方不仅要在自身利益和大国利益之间做好平衡，更应主动减少历史问题对现实的困扰。须知，过度沉溺于历史只会让现实更加沉重，当历史和现实被捆绑销售时，历史问题的无解也注定了现实问题的僵局。□

（作者：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 白联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