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卡冲突的历史经纬

新仇旧恨死结难解

1991年9～10月，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相继独立，纳卡地区也于12月宣布从阿塞拜疆独立。作为对纳卡独立的回应，阿塞拜疆取消了纳卡的自治地位，纳卡战争全面爆发。

虽然亚美尼亚宣称冲突双方是纳卡共和国和阿塞拜疆，但是亚美尼亚无疑是纳卡冲突中最主要的参与方之一。在纳卡冲突中，亚美尼亚人的士气和指挥能力强于阿塞拜疆，并且得到了俄罗斯方面的军事援助。最终，纳卡军队不仅击退了阿塞拜疆的进攻，而且进一步占领了纳卡周围原属阿塞拜疆的7块地区。这些地区加起来占原阿塞拜疆领土的13.4%。面对不利战局，阿塞拜疆被迫承认纳卡当局为谈判方，从而开启了直接谈判进程。1994年5月，在俄罗斯的调解下，阿塞拜疆、纳卡当局和亚美尼亚签署了停火协定。

1992年起欧安组织组建的纳卡问题明斯克小组，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纳卡问题。但是，二十多年来，明斯克小组的工作举步维艰，谈判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纳卡当局都拒绝首先让步。阿塞拜疆认为，要讨论纳卡地区的最终地位，亚美尼亚必须从所有占领区撤军；亚美尼亚则坚持，先对纳卡地区地位达成共识，然后才能撤军；纳卡当局则要求先获得正式承认，再开展进一步谈判。

谈判失败的背后，是两个久已存在的问题。

一是外部势力的介入。纳卡冲突掺杂了周边大国的博弈。亚美尼亚和俄罗斯是军事同盟关系。俄罗斯在纳卡冲突中对亚美尼亚和纳卡共和国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在亚美尼亚驻扎重兵，成为应对冲突的关键力量；在亚美尼亚战后的经济建设中，俄罗斯的资金和能源也不可或缺；俄罗斯还是明斯克小组三主席之一，并在独联体框架内对外高局势发挥影响。可以说，俄罗斯是纳卡问题最关键的外部力量。

土耳其和阿塞拜疆则是号称“一个民族，两个国家”的天然盟友，和亚美尼亚积怨甚深。在纳卡冲突爆发后，土耳其公开支持阿塞拜疆，并与阿塞拜疆一起对亚美尼亚实施无限期的交通封锁。停火达成后，阿塞拜疆还与土耳其合作修建了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管线、巴库-第比利斯-卡尔斯铁路等跨国项目，既有孤立亚美尼亚的意味，更有摆脱俄罗斯影响的深层考虑。此外，阿塞拜疆借油气资源、亚美尼亚通过海外亚美尼亚人群体，竞相争取欧盟和美国的支持。大国力量有形无形的介入，提高了纳卡问题的复杂性。

二是各方深陷历史泥潭。在对纳卡地区的历史叙述中，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都将自己描述为完全的受害者。阿塞拜疆将纳卡地区视作自己文明的心脏地带，将纳卡冲突视作屈辱和牺牲的代名词，而纳卡冲突导致的100多万国内难民（internal displaced persons）则对国家财政造成巨大压力。亚美尼亚认为，亚美尼亚人在历史上惨遭穆斯林的压迫，如今则夹在两个突厥人国家之间艰难求生。他们往往将纳卡问题和亚美尼亚大屠杀相联系，将阿塞拜疆人等同于土耳其人，甚至将纳卡冲突视作反抗大屠杀图谋的行动。双方的历史学家竭力寻找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实际上是在现实政治的指引下重塑历史叙事。这种努力塑造了国内政治中“政治正确”的红线，这虽然帮助执政者达到了凝聚人心的目的，却也令相关问题变得“不容谈判”，从而大大压缩了双方可供妥协的空间。

纳卡问题的形成是大国博弈和民族矛盾相互激荡的结果，纳卡问题的解决因外部大国和历史叙述的双重影响举步维艰。在地缘政治格局深刻调整的今天，纳卡问题双方不仅要在自身利益和大国利益之间做好平衡，更应主动减少历史问题对现实的困扰。须知，过度沉溺于历史只会让现实更加沉重，当历史和现实被捆绑销售时，历史问题的无解也注定了现实问题的僵局。□

（作者：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 白联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