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爱保护农村留守儿童:“爱”的工程拒绝“纸上谈兵”

将“留守儿童入学”纳入义务教育学校考核应慎重

针对“河南把留守儿童入学工作纳入对学校考核的内容”，吴安新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的社会化变迁已成为一种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讲，或者从权利视角看，家庭的自由选择、人口的自由迁徙基于户籍、经济等限制不能或者很难随迁，衍生了留守儿童现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治理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关照。河南省把留守儿童入学工作纳入对学校考核的做法体现了一种政府积极作为的态势。但是，义务教育学校作为留守儿童受教育的承担主体，将‘留守儿童’纳入学校考核应慎重，需做出全方位的思考。比如，考虑留守儿童的界定是否周延了？这种强制性考核会不会引发学校间的不公平？例如，接纳多的往往在考核中不利，而不接纳的学校却无此考核项，会不会引发一些学校不再接纳？或者出现造假现象？将此项工作纳入考核的法律依据是什么？谁来申报这些留守儿童的数据，谁来确认？”他强调，“‘务工的流动性’以及‘带子女进城的流动性’更使‘可考核性’存有问题。任何考核都应该具有‘可考核性’，若不能做到周延，考核便会出现困难。”

关爱保护农村留守儿童，是家庭责任，更是政府职责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赵明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童年经历：“我在大山里长大，祖祖辈辈都是农民。那时农村的生存条件远比现在艰难，但我们不是‘农村留守儿童’，因为父母在身边。父母给我们的爱简单、朴素却实在，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但我们没有感到过孤独。”回忆过往的生活经历，赵教授坦言，这不是什么矫情的忆苦思甜，自己想表达的是，“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时代问题。可怜天下父母心，许许多多进城务工的农民不得不将孩子留在老家，让孩子守望农村的寂寥和荒芜，守望年头岁末父母的归家。父母无奈，孩子也无奈，他们的心理情感和心灵世界在经受着难以承受的痛苦。让农村留守儿童来承担社会转型过程中或许必须支付的巨大精神代价，无论如何是不公正的。联系社会现状，时常让他想起雨果《悲惨世界》中的方汀，想起方汀的女儿珂赛特和向方汀承诺抚养珂赛特成人的冉阿让。赵教授说：“作家其实一点也不浪漫主义，他严肃地提出了当时‘巴黎野孩’的政府责任问题、法律责任问题和慈善救助的爱心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关爱保护农村留守儿童，是家庭责任，但更是政府职责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关爱保护农村留守儿童”是一项神圣的“爱”的工程，它拒绝“纸上谈兵”。

“要将‘关爱保护’这样温暖人心的词汇转化落实为行动。行动当然得有政策的指引，也要有法律的规范，但‘爱’才是基础和关键，否则，政策和法律很可能沦为一纸具文。”赵教授指出，“爱”是行动。比如城乡的沟通，城市对农村儿童入园、入学的平等对待；比如，政府对农村幼儿园、学校加大建设经费的投入。用习主席的话说，这一切都应该是“精准”的，各级政府年度预算的“精准”，经费到位的“精准”，经费落实使用的“精准”，督责、问责、追责的“精准”，舆论监督的“精准”，社情民意收集、分析、回馈的“精准”；通过税收政策、立法的调节，“精准”地调动全社会慈善救助行动的开展。

赵明教授呼吁：“关爱保护农村留守儿童是一项神圣的‘爱’的工程！它拒绝‘纸上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