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北京堵车场景 新媒称,新加坡城市规划泰斗刘太格提出一剂治疗北京“城市病”的“苦药”:把北京分成各三五百万人口的五六个城市,每个城市再分成几个片区,每个片区有自己的商业中心、教育、居住、购物等设施,居民没有特别需要不必到其他片区,这不但能缓解交通拥挤,还能减少空气污染。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3月29日报道,刘太格曾经担任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局长、市区重建局局长,现在是宜居城市中心咨询委员会主席,也为近40个中国城市提供过城市规划咨询。他日前在北京接受该报专访时,对北京的“城市病”作出诊断:“北京最大的问题是,它是一个超大城市,没有城市细胞的观念。” 他曾经把将北京分成片区的想法告诉过中方人员,对方说这个想法很好,但很难做到。 刘太格说:“规划师是城市的医生,如果你生病了,医生说我给你开个药方,你可不可以说,我不要,我丢掉?我为北京提出理念,是苦药,是良药苦口的苦药。” 报道称,中国今年2月宣布要推广街区制,逐步打开封闭小区和单位大院,原因之一是要使道路公共化,以改善城市的路网布局。不少付了钱建设小区设施的居民担心,他们的法律权益不会受到保障。 减少小型汽车流量 确保高速道路绝对封闭 刘太格告诉该报,如果要解决北京的交通问题,更根本的策略是进行以公共交通为主的规划,减少小型汽车的数量,同时确保高速道路绝对封闭,确保有适当的快速主干路。 他说:“这些比拆小区围墙更重要,拆墙不是解决交通拥挤的仙丹。况且小区是生活区,如墙被拆了,居民的生活环境也破坏了。” 至于个人的法律权益,是否难免要在城市规划的需要中被牺牲?刘太格认为,只要政府把工作做得很合理,人民明白新措施能给他们带来明显的好处,自然会愿意接受。 他举新加坡的例子说,1969年读者投函给报章,说他们在亚答屋(亚答树是南洋一带常见的棕榈树,用亚答树叶盖的房子叫亚答屋)住了三四代人,实在不愿被政府迫迁到组屋。1972年,读者又投函,这次埋怨说已等了三年,怎么政府还不来拆他们的亚答屋?原来他们看到已搬进组屋的亲戚,享受着现代居住环境的便利,于是对拆迁的态度有了180度的改变。 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执行总监邱鼎财向该报介绍,中国认为新加坡在城市治理、可持续发展和打造宜居城市等方面的发展经验有参考价值,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去年7月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合作内容包括中方派人员来宜居城市中心调研,两国官员的互访考察等。 宜居城市中心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也联合编写了《城市发展的挑战与改革——中国与新加坡的治理经验》,收录两国在城市化进程、城市规划与城市治理、公共住房建设、基础设施融资等方面的经验。中文版已于3月19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发布,英文版将在今年7月在新加坡举行的世界城市峰会上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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