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家暴法施行近一月 在多大程度上打破了禁锢？

构建完整制度体系

除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之外，反家庭暴力法还作出了告诫制度、强制报告制度等方面的规定，构建了一个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完整制度体系。

在去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主任郭林茂指出，告诫制度是反家庭暴力法的亮点之一。

反家庭暴力法规定，家庭暴力情节较轻，依法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告诫书应当包括加害人的身份信息、家庭暴力的事实陈述、禁止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等内容。

同时，对于告诫书的实施效果，法律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予以落实。反家庭暴力法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公安派出所应当对收到告诫书的加害人、受害人进行查访，监督加害人不再实施家庭暴力。

“现实中孩子受到家暴被送往医院抢救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好了，以后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医院是有报案义务的。”长期关注家庭暴力的李明舜对一些相似的案件印象特别深。

反家庭暴力法第十四条规定，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救助管理机构、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应当对报案人的信息予以保密。

“家庭暴力发生地点通常都比较隐蔽，由于遭受暴力的一方与施暴者的关系也比较特殊，通常很难被发现，强制报告制度规定的这些机构，无论是学校还是社区，都是能够长时间接触到受害人的主体，很容易发现。虽然相比其他机构，医疗机构可能只有一次性的接触，但其具备的专业能力确保这类事件能够及时被发现。”李明舜认为，反家庭暴力法把这种责任交给这些机构是应当的。

在李明舜看来，设定强制报告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因为这些遭受暴力的人是弱势中的弱势，自我保护的能力比较差，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更多的保护。

李明舜所说的“更多的保护”，并不仅限于告诫书、强制报告制度这样的单项规定，而是指整个制度体系。

“反家庭暴力法针对家庭暴力的特点，构建了一个由公安告诫制度、撤销监护制度、强制报告制度、临时庇护救助制度、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等构成的完整制度体系，更好地实现了对于家庭暴力的预防。”李明舜说。

公权力介入比较克制

傅莹在发布会上同时提到，反家庭暴力法的关注焦点之一就是公权力的介入。

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中国人家庭观念比较强，家对于外部社会来说是相对密封的一个环境，只有在家庭不能够自治的情况下，公权力才被动介入，并且完全是在尊重受害人真实意思的基础上才会去介入。”韩玉告诉记者，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也可以看出，公权力的介入比较克制。

在反家庭暴力法起草的过程中，公权力的介入就是焦点。

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苏泽林参与了反家庭暴力法的起草。苏泽林介绍，当时对于公权力的介入有两个焦点问题：该不该介入？介入尺度可以有多大？

苏泽林认为，公权力介入要与解决家庭矛盾统一起来。公权力介入过多并非好事，有可能一介入这个家庭就破裂了。毕竟在中国有“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因此大家对尺度的把握有一些争议。

数据显示，家庭暴力受害人选择报警的比例并不高。

最高法院在201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大约有24.7%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然而，选择报警的比例却很低。全国妇联的统计数据披露，家暴受害人平均遭受35次家暴后才选择报警。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经过对涉家庭暴力案件进行调研发现，存在着申请人人身安全保护比率低、申请法律援助比率低的现象。在71件家暴案件中，只有1件案件的申请人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两件案件的当事人申请并获得了司法援助。

“家庭暴力是人性之恶，善意和良知才是防止家庭暴力的根本办法。因此，对于家庭暴力的制止，还是要以道德教育为主，采用普遍预防和重点预防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教育。”李明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婚姻家庭毕竟是个私人领域，也就要求公权力介入要适度。

李明舜同时指出，公权力介入要适度，就是要在家庭成员的行为失控、道德失范的情况下，法律必须介入来制止家庭暴力。

“反家庭暴力法之所以受到关注，也是在于其畅通了公权力干预家庭暴力的通道，打破了‘法不入家门’的传统观念，这必然有利于制止家庭暴力。”李明舜说。

相关配套细则亟待完善

在李明舜看来，反家庭暴力法作为我国防止家庭暴力的主体性法律，确定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基本原则，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总的来说，可操作性比较强。

“但是，毕竟这部法律才6章38条，总体篇幅还不是很大，因此，一些具体的操作规程有待进一步完善。”李明舜说。

李明舜认为，当务之急就是公安部和最高法院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将法律细化，以统一执法尺度。

“警察站在反家庭暴力的第一线，据我观察，反家庭暴力法中有多项职能和措施授权给公安机关，而至于如何具体地行使这些职权，就需要公安部制定实施意见和部门规章，如告诫制度等都需要进行细化。”李明舜认为，公安部应出台配套的实施细则，来明确公安机关的执法尺度。

李明舜同时认为，针对反家庭暴力法中一些需要细化的规定，急需最高法院出台司法解释来予以明确。

以人身安全保护令为例，涉及到的几处规定都需要进一步细化。

“例如，在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方式上，虽然法律规定了可以书面申请也可以口头申请，但是，如果可以将该规定格式化，对于法官和当事人都会更方便。例如，在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保护措施中，前三项的保护措施都比较具体，但第四项‘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还是过于原则，仍然需要对这些措施进行细化，以便在实践中统一法官的认识。”李明舜举例说。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方芳指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应当是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的共同职责。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人身安全保护令由人民法院执行，公安机关协助执行。此规定在实践中可能会造成误解，公安机关如果怠于行使职责，会造成法院工作的被动，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监督和出警制止职责，超出了法院的工作权限，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权益。

“最高法院与公安部进行协商，就保护令的执行问题联合发文，明确公安机关监督、出警和处罚职责。或者，最高法院在牵头制定有关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指导性意见过程中，征求公安部意见，对公安机关与人民法院的执行职责在指导意见中予以明确。”方芳同时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案。

“只要公安部和最高法院能够对其中的规定进行细化，很多家庭暴力中存在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李明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