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人注目的新群体：退休官员变身新乡贤

重庆市黔江区政协退休干部张玉林办起留守儿童学校有容国学书院 杨敏摄

接续传统：绽放人生第二季

——退休官员变身新乡贤(观察篇之一)

“立庙堂忠君之禄，归乡里孝亲之泽”。千百年来，怀抱四方之志的士子们通过科举离开乡土为国效力，到了晚年，他们则选择回到故土，回报乡里。时代变迁，叶落归根这一传统并未中断。当下乡土中国正面临重大变革机遇和诸多发展难题，退休官员凭借其优势可以继续发挥潜力，对家乡和他们自身来说，可谓双赢之举。

“叶落归根”：颠扑不破的信念

大树参天，依靠土壤中水分的滋养，待到枝繁叶茂时，树叶落到根部，化为泥土，回报根本。我国古代社会乡土观念很重，不论是做官的仕人，还是商人游子，都有一种想法，就是晚年回到生养自己的故土，“叶落归根”。

“长期以来，中国‘恃田而食，恃土而居’的农业型经济生活特征，让从事农业的人群，不像游牧民族或商业人群那样四处行走，而是世世代代守护在土地上。他们像庄稼一样，把根深扎在乡土里，对乡土充满了感情。”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刘毓庆说。

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文轩接受半月谈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古代官员大部分源自农村，那里积淀着深厚的耕读文化传统，科举制的实行让寒士庶民加固了一个理想，就是“学而优则仕”。待到衣锦还乡时，官员们又出于对家族根脉的认同感和责任感，回到儿时的故土，通过建立家族私塾或乡村书院等进行文化反哺。

“中国官员返乡文化古已有之。”张文轩说，“中国人有浓厚的家国情怀，作为一个人，不能忘记根本，而要回报根本。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理念里，如果一个人忘记了根本、家乡，他就是不义之人，做人就立不住。”

刘毓庆说，官员告老还乡的传统在周代就已出现。《仪礼·士冠礼》中提到有“乡先生”，郑玄注说：“乡先生，乡中老人为卿大夫致仕者。”也就是退休乡居的卿大夫。之所以叫“先生”，是因为他们兼任着乡间的教育者，郑玄注说“先生”是“老人教学者”。从“二十五史”到各地方志，以及戏曲小说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大量官僚告老还乡后与当地“士”一同传道授业、教化一方的故事。

全国政协委员、江西师范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王东林认为，自古以来，中国农村都有一个乡绅阶层，乡绅阶层支撑着乡村文明。他们在农村实施文明教化，并参与乡村治理。如果村与村之间、族与族之间有矛盾，两边的先生坐下来谈判，基本上就能化解。

致仕还乡，作用几何

得益于古代官员的告老还乡，乡村实现了精英循环的有效流通，一定程度上持续不断地带动着乡村的社会文化发展。这些中国最早出现的乡贤，成为千百年来乡土中国稳定和谐的基层管理机制的维系者。

湖南省委党校党史研究部副主任、教授许顺富认为，乡土绅士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具有独特社会地位与多方面社会功能的特殊群体，它不仅影响着国家政权的稳固，而且影响着乡村秩序的安宁;它不仅是官僚的后备军，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民众的代言人;它不仅是文化教育的占有者，也是文化教育的传播者和输出者。

受访的一些专家向半月谈记者指出，古代官员告老还乡主要起到以下三大方面作用：

一是为地方兴利除害。比如修路办学、抚恤孤老、救济贫穷、维护乡民(家族成员)的利益、制定乡规民约及家法族规等等。乡绅的存在与作为，确实可以使邻里和睦、安居乐业，使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少有所长。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乡绅就是当地居民的主心骨。乡民遇有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大事时，以请到乡绅主持为荣;乡民进行买卖交易时，契约上若有乡绅做“保人”，心里就会踏实;在乡民利益受到威胁时，乡绅甚至可以组织乡民与匪霸对抗，与官博弈。

二是调解亲邻纠纷。明清颁布的律例中有在地方乡里设立“申明亭”的规定，国家的法律明文授予“里老”以裁断纠纷的权力：“户婚、田土等小事，许里老于此(申明亭)劝导解纷。”那些在不同地区的申明亭中主持“申明教戒”、“劝导解纷”的“里老”一职，多是由不拿国家俸禄的乡绅担任。

三是担任县级以下社会基层组织的负责人。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政权只延伸到县一级，县以下的广大乡村地区，都是乡绅活动的舞台，乡绅是乡土社会的权威。

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顾炎武将这种由乡绅担任的官称为“小官”，西周的乡遂官、秦汉的乡亭官、隋唐的里坊官、明清的保甲官以及各地宗族大户的家长，大致都可以归在顾炎武所言的“小官”之列。小官的产生是自发的，他们没有国家的任命，只有乡民的拥戴。

顾炎武察觉到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活力在基层社会中，甚至认为，由乡绅担当的小官之职责远比朝廷任命的大官重要，减少朝廷任命的冗官、维护自发产生于乡民意愿的小官是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王朝兴盛的关键。

乡绅群体，有高于普通民众的文化知识、精神素养，有阅历和视野，有一定人脉，对下层民众生活有深刻了解。既可以将下情上达于官府甚至朝廷，也可以将官方旨意贯彻于民间。他们承担着传承文化、教化民众的责任，参与着地方教育和地方管理，代表着一方风气和文化。

“告老还乡”传统从未中断

“文官告老还乡，武将解甲归田”。遍观历代，还乡大有作为者层出不穷。西汉丞相韦贤“以老乞骸骨”，成了历史上第一位告老还乡的丞相;宋代户部尚书沈诜告老还乡后，每遇灾荒之年，就把自家的存米拿出来按平价卖给当地百姓;明朝时期，浙江萧山的魏骥官至吏部尚书，辞官在家居住20余年，筑堤浚湖，解乡民水患之苦;清朝军机大臣、礼部尚书阎敬铭70多岁时称病，四次上疏辞官，回归故里后捐款修建义学，并督办建起当时全国唯一的民间粮仓，被誉“天下第一仓”。

今天人们所能看到的明清两代有价值的古村落，几乎都是官员告老还乡的杰作。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安徽黄山西递村、宏村就是一代又一代商贾、官宦告老还乡建设家乡的示范作品，它带来乡村文明的整体升华。

在当代，高官返乡传统虽大大减弱，但从未中断，高官返乡创业者也不在少数。开国将军甘祖昌因伤病从新疆军区后勤部长位置上退休，回到家乡江西莲花县务农，一直到1986年去世;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毛致用退休后，回到家乡湖南岳阳西冲村，把一个落后村变为“岳阳第一村”;当过9年海南省副省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陈苏厚退休后务农，使家乡松梅村面貌一新;湖北省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荣礼退休后，在咸宁乡村自费建起优质瓜果科技研究所和试验园……

让人生第二季绽放光彩

“当代官员退休返乡的数量和规模，和古代不可同日而语。”张文轩说，这是因为社会形态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我国由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由乡土生活向都市生活转型，很多官员在农村没有了家，有的则因为农村条件落后不愿意返乡。

张文轩认为，对于叶落归根这一传统，现代人可以而且应当继承发扬。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条件改善，现代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远胜于古人，很多60多岁的人退休后，仍然身体健壮、思维活跃，对支持家乡发展有饱满的热情。

民建贵州省委副主委、贵州财经大学副校长徐大佑对半月谈记者表示，乡村的内生秩序离不开乡村精英力量的形成与推动，各种级别的官员退休回乡，能够与其他非体制精英一起形成多元治理的格局。尤其在当前，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吹响了“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贫困人口多的省份应当采取各种措施，鼓励退休老干部下到基层一线，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教授认为，退休官员经过了党和国家的培养，尤其是县处级以上干部，在各个岗位上都经过了锻炼，有比较丰富的工作经验。见识决定眼界，这些人对农村未来发展看得较远，鼓励他们还乡干事创业，能够惠及一方百姓。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原平市子干乡子干村党支部书记栗翠田说，一方面，退休官员有丰富的经历、较高的学识和广泛的人脉，新农村建设特别需要这些人;另一方面，对于官员自身来说，退休后回归田园，融入农村生活，服务乡里乡亲，也有益于身心健康，可以让人生第二季绽放更多光彩。(专题参与调研记者：王菲菲、刘翔霄、梁军、袁汝婷、向定杰、沈洋、刘巍巍、马剑、韩振、叶含勇、李劲峰)

田园当归：畅通官员还乡路

——退休官员变身新乡贤(观察篇之二)

半月谈记者在基层调研发现，当前退休官员返回乡村成为新乡贤，仍是少数人的选择。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社会环境及文化心理的剧变，制约着退休官员融入乡村、惠及乡土。

乡愁之切，乡土之远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城乡发展不平衡，城市的经济收入、教育资源配置以及高知识含量的工作性质等，使乡村中的优秀人才流向城市。”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刘毓庆分析，由于医疗、教育、文化等资源的不均衡分布，以及退休后国家良好的养老保障机制，退休官员的回乡路受阻。

当下，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农村面临精英流失之困局。“那些早年凭借升学考试跳出龙门的农家子弟，迅速被大城市的潮流所裹挟，进而失去了还乡诉求。”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看来，城市化浪潮让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资源向城市集聚，习惯了城市生活的退休官员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后，缺少获得感和舒适感，告老还乡者自然锐减。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王安白归纳了当前官员还乡的三种情况：一是从乡村走出去，已经没有了农村土地，回乡之后租房居住，相当于休闲;二是虽然官员本人没有了土地，但是家族其他人还有土地，回乡之后借住在亲戚家;三是官员本人与农村完全没有关系，也没有亲戚在村里，完全租房子住。

作家长征认为，古时官员告老还乡的制度已不能适用于今天的社会现实，这是环境变化所致，还乡难以成为官员退休后的普遍选择。

“过去文官致仕、武将解甲，官员在家乡拥有土地与房产，回乡成为一种合乎自身利益的选择。”王安白说，如今返乡官员在农村难有立身之地。

甘肃省委党校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张建君表示，很多官员来自农村，但早期户籍管理规定把官员和乡村之间的纽带彻底割断了。农村留给他们的只有乡愁，而非乡土。

重庆巫山县大昌镇原副调研员方孝泽是退休返乡干部，谈到自己为何能够返乡时，他说：“一是女儿在老家，二是老家有爱人的田地。很多人想退休后返乡，但是老家条件太差，或者已经没了土地。”

生活不适应，存心理顾虑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如今的官员返乡不同于古时的乡贤举家回乡。现在的官员家眷往往都在城市，他们返乡后，由于亲人不在身边，等慢慢变老后会带来很多现实问题，比如医疗保障不到位、生活无人照顾，等等。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邵晓莹告诉半月谈记者，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巨大落差，阻碍了退休官员的返乡路。现在的官员退休待遇、医疗保障等生活要素已经与所在城市完全绑定。回到乡村，生活条件将发生极大变化，很多是依靠个人力量无法解决的。

一位江苏盐城籍退休干部夏先生说，几十年在城市工作，医保、社保都在南京。回老家后，异地衔接比较麻烦。“再说苏北农村医疗资源无法与南京相比，上了年纪的人，万一有个急病，从村里开车到市里医院要一个多小时，救治哪来得及。”

西部某城市退休老干部胡先生也表示同样的担心：乡下医疗卫生条件太差，自己老骨头了，经不起病痛折磨。老家与他同庚的一位老人，突染重病需要上医院检查，只能靠亲友推着架子车送到几十里外的乡镇医院，但路途颠簸，还没送到医院就在半路离世了。

“村卫生室只能治疗一些头疼脑热的病症，卫生室年轻大夫只能输液、给点简单的药物。”退休干部杨生海说，村级卫生条件确实比较落后，就医非常不便。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原平市子干乡子干村党支部书记栗翠田说，一些官员之所以不愿回乡，除了客观条件制约外，还有其他一些主观上的顾虑。他们长期在城市工作，与农村联系较少，回来之后和村民沟通交流不太适应，也有一些村民对这些退休官员的期望值过高，一些官员回来后落不下好。

“农村是相对封闭又很现实的地方，你返乡要给当地带来发展成果，老百姓才觉得你有价值;如果你不给老百姓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他们会觉得你才干不够，往往不会尊重你。”一位退休官员说。

退休返乡干部丁汗平说，最初决定回乡干事时，身边阻力不少。一方面是家人明确反对，认为自己年纪大，退休要好好安享晚年，没必要回村里“折腾”;另一方面也有不少风言风语，说自己当局长退休，还想回村当组长发财。这样的说法让自己感到特别寒心。

半月谈记者在基层采访时，也有一些基层干部群众提醒，要防止个别返乡的退休官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干扰乡村治理，甚至搞“期权腐败”，这不仅对家乡发展不利，还会造成社会负面影响。

创新政策机制，鼓励更多退休官员奉献乡村

“当前确实存在很多退休官员故土难回的现象，建议政府出台相关政策，解决退休官员还乡遇到的一些实际困难。”全国人大代表、太原理工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院长李瑞丰说。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都匀市委组织部部长胡荣忠曾主动请缨，到地处麻山腹地的长顺县敦操乡任党委书记。在他看来，现在不少干部退休后在城市扎堆而无所事事，是干部人才资源的闲置和浪费，组织部门要创新体制机制，为退休干部干事创业营造良好的氛围和平台。

湖北工业大学公共管理系主任刘耀东建议，国家要把投资重点向农村转移，结合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消除横亘在城乡之间的收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文教卫生等几大鸿沟。“未来随着农村面貌的改变，许多走出故土的游子会被不断吸引返乡发展，形成城乡良性互动。而退休官员应当成为这一潮流的引领者。”

不少接受采访的人士建议，鼓励县乡机构对退休官员实行荣誉聘任制度;对于返乡后贡献较大的退休官员，应该按照有关规定予以表彰;要真正关心爱护返乡离退休干部，为他们的健康生活创造条件，解决实际困难。譬如，可将农村闲置的村委会房屋、办公设备利用起来，为他们提供生活、工作的场所。

如今新乡贤群体零零散散，如果不加以系统梳理，不加强管理服务，不对这一群体回乡作贡献的热情加以保护，新乡贤群体很难良性发展。地处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带的重庆市巫山县双龙镇，近年对全镇能人摸底，建立能人库，镇里400多名创业能人回来了80多名，带回外面的先进技术和开放理念。双龙镇党委书记刘廷艳说，可参照此模式建立退休官员信息库，提供精准服务，吸引他们回乡工作生活。

官员还乡变乡贤，权力约束新起点。湖北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南建议，要探索科学、合理、严谨的制度保障，加强后续管理监督制度，更好地发挥退休返乡官员的正面功效，真正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做乡贤就是要讲奉献、讲境界!”半月谈记者采访中，许多退休官员表达出这样的心声。

赵德瑛今年已是89岁高龄，当年他从山西晋城市教育局副局长位置上退休后，回到了老家阳城县町店村。他自掏腰包，发动群众，将山上的甘泉水引入村里;挨门入户走访调查，编撰村志……村里无论谁上台当干部，都对赵老尊重有加。虽然在乡村生活有种种不便和困难，但赵老都努力克服，从不倚老卖老，在个人待遇上讲条件、提要求。

提倡更多退休官员自发自愿到乡村当新乡贤，并非对所有退休官员的硬性要求。退休官员当新乡贤，应当不拘一格，灵活多样，各地有很大创新空间。可以回故乡当乡贤，也可以去异乡当乡贤，出生在城市的官员退休后也可以自发到农村当乡贤。而且，官员退休后既可以全年、全天候地常住乡村作贡献，也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常下乡看看，年老干久者可以随时回到城市。究竟选择什么形式，视主客观条件而定，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事而异。关键是要有一颗情系乡民的心，要有奉献精神和公共责任，真正乐于并善于做服务“三农”的实事。

2016年初，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意见》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发挥离退休干部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组织引导他们通过传承党的优良作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传承优良家风、关心教育青少年，开展法治宣传、化解矛盾纠纷、参与社区建设等方式传播正能量。

正是在发挥自身优势、传播正能量方面，南昌原市长李豆罗等一批退休官员已经走在了前列，成为新乡贤的先行者。他们满怀着乡愁，带着对土地、对乡亲的深沉之爱，在乡土中国续写着人生价值，推动着社会发展。其行为和精神值得倡导。

地方政府应当因地制宜，探索路径，细化政策，创新机制，倾注关爱，让越来越多的退休返乡官员回得去，留得住，干得好，生活得舒心。(专题参与调研记者：刘巍巍、李劲峰、王菲菲、刘翔霄、梁军、向定杰、沈洋、马剑、叶含勇、韩振、袁汝婷)(策划编辑：王永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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