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6.9%的经济增速

四、我国经济转型的阵痛是“成长中的烦恼”

经济转型必然会经历阵痛，成功的转型并不会自动发生，过程也非一帆风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当前正处在新旧增长动力接续转换的关键时期，房地产、钢铁、水泥等重点产品需求出现历史性转折之后，高速增长阶段供求大体上平衡的局面被打破，供给侧并没有做出足够及时的响应和调整，适宜新增长阶段的供求平衡尚未建立。部分领域尤其是重化工业部门出现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而且短期内退出难度较大，大量被束缚或低效利用的要素资源难以向更高效率领域转移；新兴部门蓬勃成长，但量级上还不足以对冲传统部门的收缩，经济增速尚未企稳。如果反映各种要素真实价值的价格信号长期失真，市场配置要素的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经济供需结构就难以在更高水平上实现新的平衡。

从经历过增长阶段转换期的经济体情况看，并非只有中国面临上述挑战。日本从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也面临传统需求基本得到满足、产能过剩现象逐步凸显、产业政策效力下降、经济增长动力弱化的挑战。到1973年，同时还面临通货膨胀、日元升值、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冲击。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也面临企业债务高企，贸易逆差规模较大，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明显放缓的挑战。实际上，一个动态增长的经济体，结构上不平衡、不协调往往是常态。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宏观政策变化、市场空间的拓展、技术进步、制度变更等因素都可能造成已有经济结构的失衡。这种不平衡在经历过高速增长阶段的东亚经济体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高速增长时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短短几年内要逐步释放，如果再叠加外部的冲击，肯定会面临比较显著的经济增速和结构方面的调整。

从国际经验来看，凡是越早认识到经济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越早采取有力度的结构性改革措施，越能够比较好地利用自身比较优势和有利的外部环境，经济转型就越平稳。近年来，我国对经济转型的认识不断加深，并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决策，在保持总需求适度增长的同时，积极主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些都是我国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推动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的重要前提。

五、我国有条件实现中高速增长

从增长阶段转换的国际经验看，当一个经济体人均GDP超过11000国际元之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将大大降低，即使增长减速，也基本是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之后的规律使然。2015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1000国际元,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经济的韧性强，回旋余地大，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诸多有利条件。

一是传统需求空间还有潜力，新的需求不断涌现。我国民生、环保、水利、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传统需求还有很大空间，新的需求增长点正在加快成长。随着交通、信息基础设施网络的不断改善，各类社会公共服务覆盖范围的扩大，将促进信息、人才、商品、资本的集聚和优化再配置，不同区域之间的产业分工正在发生新一轮的深刻变化；消费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旅游、健康、养老、休闲、文化等新消费热点不断涌现，传统消费呈现个性化、高端化、服务化的趋势。

二是人力资本继续提升，中高级要素不断聚集。尽管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开始下降，人口数量红利效应明显减弱，但我国人口素质不断提升，每年毕业大学生约700万，城市25-34岁年龄段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为34%，接近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些高素质的人口，将为创新驱动注入新活力，为提升生产率提供新支撑。通过创新技术、管理和商业模式，改善部门内和部门间要素配置，全要素生产率仍能保持平稳增长，并为有效的资本积累打开空间。

三是改革激发创新热情，市场经济活力增强。这一轮创新创业活动，与互联网的融合更为紧密，需求导向、市场主导、大众参与、开放协同的特征更为突出。创新活动与“互联网+”战略实施相互结合，推动了技术、人才和资金等中高级生产要素的优化和聚集，催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互联网企业。全球前十大互联网公司中，中国企业占有四席。传统企业“触网”，进一步深化了线上和线下的融合，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的传统模式不断被颠覆，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或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降低创业成本，完善中小微企业服务体系，极大激发了社会创业和投资的热情。2015年，全国新登记市场主体1479.8万户，比上年增长14.5%，其中第三产业新登记市场主体增长约25%。

四是宏观管理框架改善，防范风险能力提升。我国逐步确立了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初步建立了宏观金融审慎管理体系，风险防范能力有所提升。首先，财政和国际收支状况良好，家庭资产负债表状况较为稳健，通胀水平较低。其次，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加灵活。2015年我国实施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新机制，虽然一度引发市场动荡，但汇率波动性提升有助于隔离外部风险和冲击，增加货币政策自主性。第三，由于注意审慎监管，国内金融机构经营相对稳健，在宏观层面没有系统性失衡。截止2015年9月，我国全口径外债规模接近1.53万亿美元，其中以外币计价的债务8042亿美元，占外汇储备资产的比重不到25%；短期债务占外汇储备资产的比重也不到32%。资产负债表并没有明显币种和期限错配。第四，我国成功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积累了管理跨境资本流动和其他货币汇率大幅波动的有益经验。

总之，我国作为一个人口规模超过13亿、经济规模近11万亿美元的经济体，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面临的挑战和机遇都前所未有。我们既要有效应对增长阶段转换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更要紧紧抓住由此带来的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的机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的调整转型必然会与世界经济形成互动和关联效应，其他经济体也需要调整适应并共同应对，携手重塑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