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士断腕”打造发展新动能（治国理政新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简政放权改革的启示

以改革促开放，助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这是来自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最新成绩单：截至2015年11月底，跨境电子商务交易规模从2014年不足2000万美元快速增至30.4亿美元；新建的各类跨境电子商务园区12个，引进企业330家。

跨境电子商务被认为是提振外贸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借鉴杭州经验基础上，国务院近日批复在天津市等12个城市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为推动全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积极稳妥扩大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点，是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张骥说，这既可吸引大中小企业聚集，促进新业态成长，又能便利有效监管，推动创业创新，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

用改革促开放，以开放促改革。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扩围，是我国简政放权改革促进开放发展的最新注脚。

开放是国家繁荣的必由之路。近年来，世界经济处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深度调整期，我国国内则步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别是随着国际经贸格局调整和国内资源要素条件变化，我国传统外贸竞争优势弱化。

面对复杂严峻形势，十八大以来，我国通过简政放权改革，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和扩大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

在贸易便利化方面，我国出台了一系列高含金量的政策举措——

从《关于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到《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若干意见》，从《关于促进进出口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到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各项政策正在促外贸“优进优出”，打造外贸竞争新优势。

在投资便利化方面，一系列改革措施相继出台，对外开放新体制构建初具模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已公布，随之取消外资三法确立的逐案审批制管理体制，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大幅减少限制性措施；2018年起，中国将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到建立“负面清单”，简政放权向纵深推进，为中国融入全球、开放发展带来勃勃生机。

一方面，我国继续保持第一贸易大国地位，出口国际市场份额稳中有升。“十二五”前4年，我国货物贸易年均增速高于全球同期4.2个百分点。2015年前三季度，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增速超过30％。另一方面，2014年我国利用外资跃居世界第一，2015年利用外资稳中有升，同时外资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服务业占比超过60％。

然而，国际金融危机的后续冲击仍将发酵演进，我国重塑外贸竞争优势、开拓对外开放新局面绝非易事。

“要打造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需要有体制的保障，需要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说，要完善双向投资布局，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协调发展。

在引进来方面，要全面试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促进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在走出去方面，要完善境外投资管理，健全对外投资促进政策和服务体系，提高对外投资便利化水平。

商务部部长高虎城日前撰文指出，要通过与开放型经济相关的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优化职能，促进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顺畅流动、高效配置，在更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新起点，新征程。以开放倒逼改革，简政放权将助力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构建，促使我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在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放管服”三管齐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10多个工作部门，80多个环节，300多个工作日……以往，在北京办理建设投资项目审批，不仅需要各部门“分头跑”，各部门互为前置还有可能“反复去”。如今，审批环节减少到50多个，各事项办理集中在一个大厅，审批时限平均压缩到109个工作日……

“投资项目审批实现了从‘跑断腿’到‘一站式’的转变，源于北京市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的扎实推进。”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徐熙说，尤其是2015年北京市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正式运行以来，投资项目审批实现了线上线下的“齐头并进”。

简政不是减政，放权不是放任。北京市的探索，阐释了简政放权的全貌：在“放”的同时，深入推进监管方式创新，着力优化政府服务，做到“放、管、服”三管齐下。

政府通过简政放权，实际上是强化了其服务职能，突出其“公共”角色，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三年来，简政放权改革从重数量向提高含金量转变，从“给群众端菜”向“让群众点菜”转变；更加注重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创新市场监管方式；力求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和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建设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全国一张网”，实行综合监管，探索“智能”监管。

“在放活微观市场主体的同时，坚持宽进与严管相结合，以企业信用监管为核心，初步建立了企业信用约束机制。”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张茅说，未来要进一步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机制，强化消费维权，加大市场监管执法力度，为经济发展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

三年来，我国着力划定政府与市场、企业、社会的权责边界：以权力清单明确政府能做什么，“法无授权不可为”；以责任清单明确政府该怎么管市场，“法定职责必须为”；以负面清单明确对企业的约束有哪些，“法无禁止即可为”。

从破除审批“当关”到打破证明“围城”，从减少公章“旅行”到消减公文“长征”，简政放权的足迹由点成线，“三张清单”不仅厘清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更成为政府治理的基本遵循。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简政放权有没有效果，不能只看数字上取消下放了多少，关键要看群众和企业办起事来是不是程序更明白、手续更简单、沟通更顺畅。

群众的“获得感”，正是来自于政府治理的改善。

“通过简政放权，政府减少了对经济领域的微观干预，把精力更多放在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搞好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说。

政府有所不为方能更好有所为，这或许是简政放权改革带来的最重要启示。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特别是明确了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力推行“三张清单”、加强市场监管、优化公共服务等政府依法履职的具体举措。

未来，进一步推进政府将不该管的事交出，集中力量把该管的事管好、该服务的服务到位，将会更有效推进政府的治理创新，让市场“无形之手”更好地施展，更好地遂民意、促发展、利和谐。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记者陈炜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