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老外谈（7）：中国的供给侧改革

　　罗思义 John Ross （英国）

中国政府近期围绕经济发展做出了两项重要决策。一是提出十三五计划期间，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6.5%以上，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二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二项决策非常好。中国之前把重点放在需求侧，但不管从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看，还是从西方经济学理论来看，这里面都存在问题。如果把重点放到供给侧，决策者就要精确计算实现6.5%的经济增长需要多少投入，然后就可以制定更加明确的政策。

要想从供给侧分析经济，有两大基础理论体系：

索罗经济增长模型：这是西方经济学框架内的基础理论模型，通过资产、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效率来分析供给。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这是中国政府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通过资本、劳动力和剩余价值来分析经济。

就中国目前需求来看，索罗模型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分析供给问题上方法近似，可以合二为一进行讨论。

经济数据显示，供给侧的投入产出权重不同。要想计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多少供给，我们不只要做简单加减，还要考虑加权。既然中国的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达到发达国家水平，那我们就要以全球目前最发达的国家——美国——作为标杆来进行分析，看看中国要想进一步发展经济还需要制定哪些政策。

下图显示了美国推动经济增长的各大要素，接下来我将按照重要性依次进行分析。

美国有两大资本投入。一是中间型产品，指为了再加工或者转卖用于供别种产品生产使用的物品和劳资。举例来说，方向盘在制造商看来是产出，在汽车行业看来就是投入。所以从财务角度看，中间型产品其实就是一种可以流通的资本。在美国，中间型产品增长代表劳动分工得到进一步细化，这是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要素，贡献率高达52%。

美国第二大资本投入是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24%。

在美国，还有15%的经济增长来自劳动力提高，包括劳动时间的延长和受教育培训程度的提高。

全要素生产效率指科技、企业管理等无形要素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升，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 9%。

再来看中国的情况，有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源于中间型产品产量的提高。如前文所述，要想推动中间性产品产量增长，就要进一步细化分工，这对中国经济发展尤为重要。但是，中国现阶段基础设施缺失，运输、交通、生产协作、市场细分等各方面都比较落后，国内劳动分工远达不到美国的水平。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劳动分工不仅局限于本国，也涉及全球。从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国际贸易占中国经济增长的比重从9.7%一路攀升，在2006年达到64.8%，这表明中国很好地利用了国际分工。但到2014年，这一比例下降到41.5%，国际分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开始下滑，所以重振国际贸易对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非常重要。

现在再来看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二大要素。中国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只有3199美元，和美国人均10017美元相比差距非常大。

在劳动力方面，由于中国过去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劳动力人口几十年间几乎没有增长，而且未来还会下跌。与此相对，美国劳动力人口则一直保持年均3%的增长。从长期来看，中国新实行的“普遍二孩”政策将会改善劳动力结构，但是眼下只能靠延长退休年龄暂解燃眉之急。

在劳动力素质方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研究表明，中国劳动力大部分已经能够达到中学水平，但美国在高等教育领域占有压倒性优势——美国中学毕业五年内进入高等教育机构进修的人口是中国的三倍。

在全要素生产效率方面，以2009年到2014年的年均数据来看，美国是0.6%，中国是0.8%，比全球平均0.1%的负增长都要好很多。但可惜的是，前面数据已经显示，全要素生产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很低。

分析以上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之后不难得出结论：如果中国想达到发达国家经济水平，就必须改善劳动分工、提振国际贸易、提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扩大高等教育规模，而要想实现这些目标，中国就必须大力加强基础设施投资。（编译：陈霞）

（作者John Ross系中国网专栏作家、知名中国经济问题学者、前英国伦敦金融与贸易署署长。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