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杰：明年减税降费待真正落地

解读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以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减税降费所提甚少。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完全没有提到减税降费，2008、2011、2012和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的是“结构性减税”，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研究推进在一些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改革试点”，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强对农民创业的金融和财税支持”。和以往会议相比，本次会议在减税降费方面有四点突破。

12月21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一些新提法，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新举措是减税降费。

本次会议多次提到减税降费。在“宏观政策要稳”部分，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实行减税政策，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主要用于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在“化解产能过剩”部分，“要提出和落实财税支持”；在“降低企业成本”部分，提出“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以及“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

减税降费多处强调

以往会议对于减税降费所提甚少。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完全没有提到减税降费，2008、2011、2012和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结构性减税”，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研究推进在一些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改革试点”，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强对农民创业的金融和财税支持”。

和以往会议相比，本次会议在减税降费方面有四点突破。

首先，本次会议在提到减税的时候没有提结构性减税，这意味着减税规模更大。会议决定将减税放在“积极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之后，就说明减税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既然积极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减税自然也要加大力度。

其次，本次会议为减税提供了对冲手段，也就是“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既然可以提高财政赤字率，就可以在减税的同时保持政府支出稳定，避免减税之后政府收入减少导致政府支出减少，后者会对实体经济带来紧缩效应。这从侧面印证减税力度将会比较大，否则就不需要提供对冲手段。

再次，本次会议特别提出“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这对制造业非常有利。以往会议要求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将营业税转变为增值税，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起到减税的作用，但受益者主要是服务业。

最后，除了减税，本次会议还强调降费。一方面，要求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另一方面则是降低社会保险费。社会保险费是根据法律法规征收的，不属于不合理收费，但我国社会保险费费率较高，主要由企业承担，是企业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大下降空间。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就提出“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但是近几年进展不大。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缴费率”，仍然没有涉及养老、医疗等主要的社会保险费类别。本次会议则秉承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提出全面降低社会保险费，而且很有针对性的提出精简归并“五险一金”。

减税降费有望落地

最近，随着供给侧改革说法的流行，减税得到了更多关注。很多人认为，减税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美国里根总统时流行的供给经济学正是将减税作为最重要的主张。

但在笔者看来，减税既影响供给面，也影响需求面，不能只将减税看作供给面改革。过去两年笔者所在的北大国发院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多次建议减税降费，而当时供给侧改革说法还未流行。

减税影响供给面的途径是提高了投资和工作的积极性。减税之后，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上升，使得他们有动力增加投资、更多工作，从而经济总量增加。即便税率更低，但经济总量增加可能导致税收总量不减反增，这就是拉弗曲线揭示的最优税率的奥秘。

减税影响需求面的途径是所减掉的税款流向企业和居民，他们可以用这笔资金增加投资和消费。在中国，即便不考虑最优税率效应，也应该减税，原因是政府收入连续多年高速增长，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居高不下，这限制了居民收入提高的幅度，降低了居民消费潜力。财政收入所占GDP的比重从2002年的15.7%攀升到2014年的22%。如果把其它收入纳入进来，广义财政收入所占GDP比重的提高幅度更加惊人。

早在2011年底，笔者就在“整体性减税的必要性”一文中建议实行整体性减税，而不是结构性减税。理由就是，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过程中，我们主要采用的是相对增加财政支出。这能直接增加总需求，可以很好的发挥抵御外来冲击的作用，但是缺点在于政府可能缺乏足够的信息，容易出现财政支出效率的降低。这一点在财政支出包括很多长期投资项目时十分明显。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容易出现无效投资、过度投资等问题。相比之下，通过减税，资金返回到千千万万的居民与企业手中，由他们根据自身情况进行投资和消费，能够保证这些资金的使用效率。

如今，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空前强调减税降费，希望整体性减税能够得到实施。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