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十三五”改革攻坚：收入分配怎样才能更公平

最严重收入差距在城乡之间，“提低”是重中之重

“我已经6年没涨过工资了。”来自江西的焊接工李航对记者说。这6年间，吃的、用的、房租、水电都在涨，有了孩子后开销更大了，李航觉得生活的担子越来越重。

收入不符合预期、感到收入增长的平均数与自己无关，李实认为这些感受还是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不公所致。李实分析，从2000年至2008年，全国收入差距处于扩大趋势，基尼系数从0.412上升到0.491，虽然近几年收入差距略有缩小，但收入差距的核心问题——收入分配不公仍没有得到有效缓解。

在李实看来，最为严重的收入差距仍然横亘在城乡之间：“城乡收入差距近几年虽有缩小，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绝对水平仍然较高，很多农村地区发展仍然严重滞后。”

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还体现在垄断行业过高的工资水平上。李实表示，垄断行业平均工资与全社会平均工资的差距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不断扩大。他研究发现，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之间的工资差距中只有不到40%的部分是由员工本身的人力资本及个人能力的差别带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垄断地位。

此外，李实认为腐败带来的非法收入、灰色收入也影响着收入的公平性。

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分配公平，在“提低、扩中、控高”三个解决途径中，“提低”被普遍认为是未来改革的重点。

李实认为，经济社会无论如何发展，理应首先关注社会最底层人群，且从目前收入差距的主要矛盾来看，消除贫困人口、提高农民收入应当成为缩小差距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刘军胜认为，从政策的可操作性来看，“扩中”主要取决于经济结构不断升级和高等教育普及化，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短时间内难以显著达成。

考虑到当前经济进入新常态，李实认为“提低”关乎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让低收入群体有更多收入有助于消费倾向的上升，从而实现消费驱动的增长方式，也会带动社会公众公平感上升，有助于社会稳定，为经济适应新常态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李实说。

应通过教育扶贫和加强培训来“提低”

中国最低收入的人群——7017万农村贫困人口的生存状况如何？从湖北孝感最袖珍的山村小学中也许可见一斑。这个小学只有3名学生，孩子们的父亲在外打工，母亲因为忍受不了贫穷离开了，仅有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村主任，另一位是身患癌症仍继续教课的老师。

在李实看来，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才是阻断贫穷代际传递、减少相对贫困的根本办法，是“提低”最紧要的措施。“扶贫先扶智，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严重低下，劳动生产率低，收入就低。”李实说，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不断落实，2020年全部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目标有望实现。如果将眼光放得更长远，5年以后，即便贫困人口脱离绝对贫困，也远未能达到社会平均水平，需要教育扶贫等更多政策持续性地支持。

同样，不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劳动生产率也难以解决增加收入的问题。李实表示，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来“提低”是不现实的，因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必须与低收入人群的劳动生产率保持同步，不然企业认为劳动力成本太高，也会“机器换人”，反而会带来失业问题。因此，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来提升低收入人群的劳动生产率才是出路。

教育扶贫和加强培训提升低收入人群收入，都写入了“十三五”规划建议。“更注重收入分配的起点公平性，是此次规划建议的亮点之一。”刘军胜建议，通过立法建立正常工资增长机制，提高低收入行业职工工资。

“提低”也难以绕开收入分配改革的难点——“控高”。“整个社会蛋糕就那么大，不对过高收入者进行调节，那么低收入者收入提高也感受不到。”刘军胜说。

在李实看来，“控高”应分类进行，腐败收入、灰色收入等违法高收入要坚决打击，垄断收入等不合理的高收入要通过推进国企改革等来解决；而一些通过合法途径取得的高收入，需要通过改革税收制度修正调节。

“建立综合和分类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是‘十三五’规划建议的创新点，对于调节高收入会起到很好的作用。”刘军胜认为这种税收制度综合考虑家庭收入来征税，充分体现了二次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原则。

作为提低控高的有效机制，慈善事业被写进“十三五”规划建议也是亮点。“未来如果建立比较好的慈善机制，是政府公共服务一个很重要的补充，有助于调节收入分配，特别是有效解决社会当中老弱病残的问题。”李实说。

反腐、国企改革、税收制度改革……今后收入分配改革的推进依赖于方方面面改革的推进，而这些改革恰恰又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必然会触及不同的利益，受到的阻力也会增大，这就需要有更科学的顶层设计、更坚定的改革决心，不拖延，不犹豫，不错过改革的窗口期。”李实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