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如何才能更精准？

一、我国目前精准扶贫面临的三大挑战

2015年10月8日，审计署发布公告称，广西马山县违规认定了3119名扶贫对象。其中，343名财政供养人员，包括村干部238人，教师78人，行政人员7人，其他业单位人员20人；有人名下有汽车或在县城有房产；有人是个体工商户或经营公司。一些收入超标准的人员瞒报收入，一些地方并未严格按照收入标准来认定贫困户，而是采用子女上学、生病等其他标准来认定，加上存在审核不到位，才有了这么多“假冒”的贫困户。马山县委书记唐咸兴表示，2014年县里要在7至8月份完成14万多贫困人口的建档立卡工作，由于培训不够、工作不仔细，没有充分征求群众意见，县里对报上来的贫困户也没能做到全面有效审核。广西扶贫办成员表示，贫困户的识别程序以村屯上报为主，加上核查不够，就可能出现优亲厚友等违规问题。

冒充“贫困户” 的行为给国家敲响警钟，然而，真正的贫困对象，尤其是贫困儿童，却往往没能被精准识别。2015年8月4日，一篇“世界上最悲伤作文”——《泪》引起了人们的热切关注。文中这样写道，“我把妈妈接回家，坐了一会儿，我就去给妈妈做饭。饭做好，去叫妈妈，妈妈已经死了。课本上说，有个地方有个日月潭，那就是女儿想念母亲流下的泪水。”此文作者是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一位12岁的彝族小女孩木苦依伍木（汉文名：柳彝），她生活的地方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川滇交界处，被公认为中国最贫困、最落后的地区之一。这篇作文描述了她母亲离世前的场景，就在4年前，她的父亲也已去世。成为孤儿的木苦依伍木，带着两个弟弟生活，除了种几分地，放学后她还要做饭、喂猪。此文引发了人们对贫困地区儿童的关注。当地的支教老师强调，近年政府在扶贫、教育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由于受到自然、观念等诸多条件限制，改变大凉山的状况恐怕还需要更多力量。

儿童期是生命周期中极容易陷入贫困的阶段，这一阶段经历的贫困往往会影响儿童的健康成长。贫困儿童因缺乏营养、教育、医疗等基本保障，会在生理和心理方面都受到严重不利影响。他们自我评价不高，难以融入良好的社会交往环境，从而渐渐丧失平等参与社会的权利。这些贫困儿童长大后很可能依然贫困，这会形成 贫困的代际传递。

2011年2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一项关于中国贫困地区学生营养状况的调查报告揭示，中西部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摄入严重不足，受调查的学生中12％发育迟缓，72%上课期间有饥饿感；学校男女寄宿生体重分别比全国农村学生平均水平低10公斤和7公斤，身高低11厘米和9厘米。2011年4月，由邓飞等数百位志愿者、国内数十家主流媒体，联合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发起的“免费午餐基金公募计划”，倡议每天捐赠3元为贫困学童提供免费午餐。“ 免费午餐”的整个执行过程是公开透明的，为了做好免费午餐，志愿者为学校开通了微博，随时公开收支信息，同时请当地政府、媒体、NGO、家长、无所不在的网友等一起参与一线监管。正是借助这样 一股庞大的社会合力，自2011年4月至2013年4月，募款超过四千六百万，已使两百多所学校的学生免于饥饿，享有热腾腾的免费午餐。

实现7017万农村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是党和政府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这其中最艰巨的任务是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其总体规模大体710万①，我们必须补上这个短板。对贫困儿童实施救助，首先有利于保障儿童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这也是现代国家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标志；其次有助于使贫困儿童摆脱贫困、生活无保障以及被剥夺和排斥的境地，减少并割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最后，它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推动社会文明与进步。 扶贫必扶智，儿童是社会未来的人力资源，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贫困儿童作为特殊的弱势群体，国家和社会有责任为其提供相应的救助。

在当前农村多元化扶贫开发格局中，扶贫工作还面临三个方面的挑战：

1.贫目标未能精确瞄准

部分地方扶贫官员试图通过少量的扶贫资金来塑造缺乏区域经济带动作用的扶贫形象工程而非扶贫惠民工程。这并未实质上解决贫困农户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此外，“撒胡椒面”式的扶贫项目使得扶贫资金过去分散，难以精准落实到贫困农户手中，从而难以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和规模效益，抑制了扶贫资金的效果。

2.如何防止贫困的代际传递，对特困儿童还有死角

我国对于儿童贫困问题的关注仍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真正意义上针对儿童的福利政策。贫困儿童的问题主要体现着营养和教育方面。一方面由于贫困家庭所处地理环境、气候等外部因素，另一方面由于贫困家庭收入低，导致贫困儿童营养不良现象突出。此外，扶贫部门偏重于将扶贫资金用于产业项目而忽视教育扶贫的作用。当前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的农户及其子女的受教育水平保持低水平状态，农村难以通过知识更新、素质教育的渠道来贯彻科教兴农的战略。农村贫困地区缺乏高素质人力资源来支持高效农业和现代工业及服务业。

3、扶贫工作主体单一化

农村扶贫的资金筹措主要由各级政府负责，这虽然有利于利用政府的强大动员能力来提升扶贫效果，但却导致扶贫工作主体的单一化。部分地方政府希望借助市场机制引入外部社会力量，但他们缺乏管理社会组织的能力，缺乏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的配套政策准备，使得社会力量难以为农村扶贫事业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