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准确判断经济波动的性质 加强宏观政策国际协调

第三，关于宏观调控目标

传统上，宏观调控有四大目标，即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从发展上看，这四大目标其实是逐渐提出并增加到政策清单中去的，而且，在实践上，也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宏观当局平均使用力量去全面追求四大目标同时实现。在现实中，促进就业和反通胀是多数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在有些国家的有些时候，调控当局特别是货币当局甚至就只追求物价稳定，并就此形成“通货膨胀目标制”。然而，这还是体现在面上的目标。如果深入货币当局的宏观调控具体实践过程，就会发现，有个潜在的目标很重要，那就是劳动生产率。我们注意到，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做决策，并不单独关注物价、工资率等等的变化，通常，他会将这些变化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相比较。如果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超过物价上涨，超过工资率上涨，那么他就认定经济没有问题，货币政策便保持不变。我以为，这里体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即宏观调控要密切结合实体经济的状况。在这里，劳动生产率代表了实体经济的一些变化，而货币利率、物价水平的变化则发生在虚拟经济层面。如此，只要这些虚拟经济变量的变化没有对实体经济的变化产生抑制，经济自身就没有大问题，宏观政策就不必有大的动作。

第四，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机制

传统上，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靠的是“货币幻觉”来发挥作用。其传导过程是：调控当局在保密状态下制定一项调控政策并在某一天突然向社会宣布，而这项调控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之外，于是，企业和居民的收入支出格局受到冲击，他们的现金流状况受到冲击，人们因此强烈感觉到自己的经济活动必须进行调整，如此，宏观调控便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在理论和实践上，货币幻觉这样一种传导机制很早就受到质疑，如今更不再被人提起。这种变化的理论原因，在于理性预期理论的产生。这种理论认为，企业和市场完全可以理性地预测到调控当局的各种政策及其可能产生的冲击，从而预先行动，使得调控政策“失灵”。在实践上，这种变化是由市场一体化深入发展，是由于经济不断信息化导致的。如今，无论是货币市场还是资本市场，无论是债券市场还是信贷市场，无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全球市场，所有市场都是密切关联的，而且是平滑关联的，任何一个市场中发生的变化都会即时地影响其他市场。尤其是，在互联网经济深入发展的情况下，信息几乎可以即时获得并传导，市场平滑、均匀性已经大大深化。在这种条件下，企业和市场所获得的信息不会少于宏观调控当局，他们有关宏观调控的手段、传导、时机和目标等等的知识也与调控当局相仿，甚至超出。面对这种格局，宏观调控的要义是“说实话”，以期获得社会公众的信任和配合。也就是说，宏观调控政策的透明度和可信度是两个关键要素。例如目前，美国正在我们眼前上演透明度这出戏。美联储早就宣布要加息，并公布了加息的理由，市场也早就根据这一预期进行了调整。到了开会议息之时，又可能有人举出市场走势的变化和若干指标来，说加息时机尚不成熟。如此等等，在近两年的时间内，美国的调控当局同市场、同全球反反复复在博弈。在这样的格局下，等到哪天美联储真正宣布加息了，其影响也没有那么剧烈，因为所有的政策影响都已经产生，所有的调整也均已进行完毕。美联储的例证告诉我们，在市场化一体化、均匀化，在市场信息高度透明化的情况下，调控者和被调控者之间的关系是合作博弈，他们之间反复“对话”，反复“协商”，最终共同实现调控。作为调控者，其功能首先是要引导社会预期，将之引导到调控者的理想方向上来，在信息化社会中，那就需要反复磋商，因而政策必须是透明的，政策必须是可信赖的。还举美联储的例子，每一次开过议息会后，联储都会公布会议纪要和投票结果，明白地告诉市场，委员们有几人支持加息，几人反对，几人弃权，支持的理由如何，反对的原因是什么，等等，所有这些均记录在案。总之，所有可能决定宏观调控政策发生变化的因素、结果，以及所依据的根据都交给市场，透明度和可信度是相当高的。反观我们这里，宏观调控似乎还是个保密工作，决策依据和决策过程等等，一律不对外公开。政策的调整也大都选择周末宣布、甚至“半夜鸡叫”。更有甚者，某些调控政策还只是在一定时间内，一定范围内“传达”，不对外公开。对此我们可以发问，经济活动是全体企业和居民都参加的活动，调控政策是希望对全体企业和居民都产生作用，为什么不让大家知道实情呢？如果大家不知道实情，又如何能“统一思想”并“认真贯彻”落实呢？我认为，已经到了互联网时代，我们的宏观调控决策机制也应与时俱进了。

第五，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是一个老故事，也就是说，在任何时期、任何条件下，两者都要密切配合，这是因为，它们的操作对象都是货币资金，而且，在财政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存在着货币资金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应当说，对于这样一个重要问题，近年来我们有所忽视，可以说，至少在宏观调控的决策层面，这个问题并没有被认真、系统地提出来。现在，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忽略两者协调配合的状况必须改变。

为了更好地塑造我国财政货币政策有效配合的框架，我们首先必须分析经济、财政和金融领域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化。

一个变化就是，现在我们整个的经济活动都金融化了，或者类金融化了。这就是说，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中都渗透进了金融因素，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在用金融运行的机制在运作。财政活动的金融化现象也十分明显。现在，一方面，财政支出越来越依靠发债来筹资，另一方面，日益增大的国库资金也日益采取金融运作来进行管理。事实上，去年关于预算法的争论，焦点之一，就是财政、货币两大当局在争夺国库现金的管理权。在国外，国库现金管理早已形成制度，由于国库现金大规模采用金融的办法进行管理，很多国家的财政部事实上在发挥第二央行的功能。问题在于，无论我们是否认识到，巨额的财政收支事实上都在发挥货币政策功能。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倘若我们对此不查，宏观调控的很多问题就会陷入盲目。

反过来说，金融看起来似乎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但是，所有的金融问题归根结底又都是财政问题。这一点，在金融危机期间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关键在于，金融部门出的所有问题，最终都需要使用或依托国家信用来解决，要靠国家的资财来“吸收”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即便像美国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国家，在危机深化到一定程度之时，也不得不采取国有化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所谓金融系统的国有化，就是用财政政策来解决货币金融政策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问题，我们必须立即启动研究。40余年前，我国金融学界的泰斗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教授写过一本《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的书，其中有一章叫做“犬牙交错的结合部”，描述的就是财政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的货币资金关系。老实说，相比40年前，我们目前是倒退了。如今搞宏观研究的，很少关注两个部门的资金关系，也很少关注两大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问题。当然，清醒的人还是有的。在危机之前，我国的主要任务还是反通胀，有一次在讨论宏观政策时，财政部有一位副部长说：近年来中央国库现金日益增多，增加了央行基础货币的供给，这意味着，财政政策无意间支持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应当说，这一表述有着相当深刻的洞察力。遗憾的是，这些年来，我们像这样具有洞察力的研究和政策是太少了。

最后，我呼应一下朱部长关于国际宏观政策协调的论述。在全球化下，宏观政策不再是一国的政策，任何国家的国内宏观政策都有其外溢性，无非只是大小问题。毫无疑问，美国宏观政策的外溢性最大，近来，中国宏观政策外溢性也在逐步增大。这就使得宏观调控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日益重要了。我认为，关于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有五个变量必须关注。第一是利率，因为现在资本流动越来越自由，跨境套利现象越来越多，对国内政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第二是汇率。毫无疑问，在全球化经济中，汇率的重要性比过去提高了。我不主张实施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所主张的浮动汇率，我认为，有管理的浮动货币制度应当是比较适合像中国这种新兴经济体的汇率模式。这样，确定怎样的制度，如何进行管理，就是一个学问。第三个变量是资本流动。这几年，我们已经深刻地感受到了国际资本流动的巨大影响，高达几千亿美元的资金跨境流入流出，其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不可能不大。今年，我们的出口和进口双降，但是，由于进口下降更快，顺差反而增大了。这种状况就很棘手。如何管理好，是新形势对我们提出的挑战。第四个变量就是货物与劳务的贸易。刚刚大家都说到，全球贸易增长率已经连续三年低于GDP增长率，而且，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增长率低于全球平均的增长率，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信息，它表明，我们正经历着“逆全球化”进程。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制定我们的对外贸易政策，无疑也是新挑战。第五个就是国际收支。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我认为，主要应当关注国际收支的平衡机制，而要全面、准确研究国际收支的平衡机制，就必须将诸如资本项目开放等等问题纳入我们宏观经济政策总框架之中加以研究。

[ 本文系作者根据会议讲话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