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准确判断经济波动的性质 加强宏观政策国际协调

人民网北京11月3日电 “宏观调控创新”研讨会10月20日在国家行政学院举行。国务院有关部门、有关地方政府领导及部门负责人、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家学者代表、地方行政学院代表、民营企业代表等围绕会议主题，积极为进一步搞好宏观调控、做好经济工作建言献策。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作题为《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要有新思路》的演讲。李扬说，在危机前20余年的全球经济“大稳定”时期，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相对缓慢，宏观调控的实践也比较稳定。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情况有了较大变化。值此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新时期，对近年来国内外宏观调控的理论和实践做些总结，确有必要。

李扬表示，对于宏观调控来说，准确判断经济波动的性质至关重要。如所周知，宏观调控的金科玉律是“逆风向而动”。但是，在具体的调控操作过程中，我们首先需要判定“风”的性质：它从哪儿刮来，特征是什么，强度如何，变化趋势怎样，可持续性如何等等，首先需要搞清楚。概括说来，经济波动可能有三种情况，一是短期冲击，二是周期性变化，三是长期趋势变化。

李扬说，在我看来，本轮全球危机就是一种长期趋势发生变化的长期经济波动。中国目前面对的也是一种趋势转变的状况。因此，我们的宏观调控，也应考虑采取比较明确、比较剧烈的措施。

演讲全文如下：

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要有新思路

李扬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2015年10月20日）

在危机前20余年的全球经济“大稳定”时期，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相对缓慢，宏观调控的实践也比较稳定。格局也比较简单。以美联储为例，在格林斯潘主事的长达19年的时间内，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能事似乎就只是加息或减息，即便在2002年“9.11”恐怖袭击的非常时期，格林斯潘也只是启动了备用支付清算系统。这一举措固然突出了支付清算功能对于货币政策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重要性，但显然没有对金融宏观调控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产生多大的推动作用。

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情况有了较大变化。当然，仔细分析，理论层面的变化仍然不多，但实践层面的新事物却层出不穷。在这方面，发达经济体有一些新做法，中国的也有很多新思路。值此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新时期，对近年来国内外宏观调控的理论和实践做些总结，确有必要。

第一，有效宏观调控的前提：准确判断经济波动的性质

对于宏观调控来说，准确判断经济波动的性质至关重要。如所周知，宏观调控的金科玉律是“逆风向而动”。但是，在具体的调控操作过程中，我们首先需要判定“风”的性质：它从哪儿刮来，特征是什么，强度如何，变化趋势怎样，可持续性如何等等，首先需要搞清楚。概括说来，经济波动可能有三种情况，一是短期冲击，二是周期性变化，三是长期趋势变化。

倘若判定经济波动源于短期冲击，如石油和（或）大宗产品价格暴涨暴跌，宏观政策应遵循“不过度反应”的准则。这是因为，从政策效果上说，宏观政策不可能对解决当下的经济波动产生多大的作用，但将对今后（明年甚至后年）的经济运行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如果冲击是短期的和局部性的，采取剧烈的反应不仅于解决当前问题无济于事，而且会给今后的政策造成障碍。所以，宏观当局应当谨慎行事。

如果判断经济波动源于周期性变化，那就应当采取应对周期性的调控措施。所谓周期性，系指经济波动具有循环往复的性状，即经济有升有降，而且周而复始。设法“熨平”周期，是针对周期波动的宏观调控政策的要义。确定增长率、物价、就业等宏观调控主要指标的“合意水平”，并采取各类调控手段使上述变量保持稳定，是应对周期波动的宏观调控基本格局。在操作上，实施“单一规则”，即确定货币供给等宏观调控变量的某一稳定水平，无论经济如何波动也不轻易改变，是一种格局；实施“相机抉择”，即灵活、即时地应经济波动实施反向调控，则是另一种格局。近年来，多数国家的宏观调控当局选择使用单一规则来作为“熨平”周期波动的主要政策工具。

如果认定经济的波动呈现出某种长期趋势，使得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和资源利用能力长期偏离其目前的均衡位置，并可能形成一种新的均衡位置，宏观调控应当采取比较剧烈的手段。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迅速、大规模地对某一不合意的状况给予干预并尽可能予以扭转，另一方面，则是让社会公众迅速产生新的预期并适应新的格局，形成调控当局所希望的一致行动。

在我看来，本轮全球危机就是一种长期趋势发生变化的长期经济波动。我们看到，正是认识到这一点，美联储在2008年便断定这是一次“百年不遇”的大危机，其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存在长期产出缺口。认识及此，美联储立刻就把其宏观政策做到极致：利率水平一下子降到百分之零到零点二五，货币供给量也几乎放到无限。在一定程度上，美国经济恢复在发达经济体中领先，与他们这种宏观调控决策密切相关。我认为，美国此次的调控实践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我觉得，中国目前面对的也是一种趋势转变的状况。因此，我们的宏观调控，也应考虑采取比较明确、比较剧烈的措施，像目前这样“犹抱琵笆半遮面”，不把问题说清楚，而且，各种调控措施一点一点向外“挤”，形不成稳定预期，可能事倍功半。

第二，关于价格调控和数量调控

在中国，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价格”调控手段优于“数量”调控手段。大家都认为，价格调控手段是市场化的、是先进的；而数量调控手段是非市场化的、是落后的，因而是需要改革的。我认为，这误读了价格和数量的关系，误读了市场调控和非市场调控的关系。我们必须清楚：在市场经济的正常状态下，量、价反向变化，是一种常态。举例来说，在市场经济国家中，若要将利率水平向下调整，其具体的路径，就是由货币当局在市场上不断购买有价证券（通常是无风险的国债），并通过这个渠道增加市场上的货币和信用供给。在需求不变的条件下，供给增加，必然引起价格（利率）下降，如此反复施为，市场利率将逐渐被“逼”到“理想”的政策水平，当局的市场购买行动便可停止，一项利率调整的政策便告完成。应当说，在我们这里，量价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因此，利率手段的运用，在多数情况下并不伴随量的变化。这样，我们的政策利率的变化，并没有造成资金供求关系的相应变化，因而那些不受管制的市场中的利率走势就可能就与政策利率不一致，于是会进一步产生套利行为，进而弱化价格调控的效力。揭示市场经济中量、价调控的具体实施过程，我们便可知晓，无论是数量调控还是价格调控，都有市场化和非市场化之分。也就是说，利率手段固然可以被市场化使用，但也是可能被高度行政化使用的。在历史上，我国曾规定过百多种利率，那时，生产红领巾适用一种利率，生产小学生作业本适用另一个利率，如此等等。你要说这种利率调控是市场化调控，那显然是不顾事实的。反观当下，我国的利率手段在很多情况下仍然被行政化、非市场化使用着。在我们这里，要调整利率，一般只是“宣布”一下，并不顾及与此对应的数量关系的变化。没有数量变化相配合的价格调控，本质上只是一种再分配手段，而且，其价格调控的效力，当然也就大大下降了。

当然，我们也看到，在本轮危机中，价、量的调控手段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分离使用，但那是在非常极端情况下发生的事。美国这次搞“量宽”，同时保持利率水平在零上不变，那是因为，经济中已经出现了信用危机。在现实中，发生了货币供应很多，但是不能够有效转变为信用的情况。换言之，货币、信用、金融等等我们惯常混淆使用的概念，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由于通过正常的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使货币变成信用，货币当局只好实施量宽，即直接向市场放钱，籍此增加社会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