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获奖不很意外 也曾怀疑自己的路是否走对

像往常一样，2015年10月5日这天晚上，85岁的屠呦呦在北京的家里，与老伴儿一起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新闻，一段画外音竟传出自己的名字，“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屠呦呦与来自日本、爱尔兰的两位科学家，因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共同荣获2015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屏幕之上，戴着银框眼镜、慈祥地微笑着的正是她自己。

“有些意外，却又不是很意外。”在这个举国欢度国庆假期的日子里，她成为中国科学家因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而荣获诺贝尔科学奖的第一人，这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

贺信和鲜花纷至沓来。面对记者提问，彻夜未眠的她强调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而是中国全体科学家的荣誉。”

她对青蒿素的发现，让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次登上诺贝尔奖的世界舞台。

“我也怀疑自己的路子是不是走对了，但我不想放弃”

屠呦呦说，为了发现青蒿素，自己和疟原虫“斗”了一辈子。

疟疾是世界性传染病，每年都有数亿感染者，并导致数百万人死亡。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英、法、德等国均花费大量人力和物力，寻找有效的新结构类型化合物抗击疟疾，但始终没有获得满意的结果，而原有常用治疗疟疾的药物——通氯喹或奎宁已经失效。

1967年5月23日，出于军事需要，我国启动了举国体制的抗疟新药研发——523工程，全国60多个单位的500名科研人员，组成了抗疟新药研发大军，协同攻关，其目标就是找到新型有效的抗疟疾新药。也是各种机缘巧合，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作为研究课题组组长，成为该项研究的关键人物。

长期从事中药学研究的屠呦呦决定带领科研团队从历代医学典籍、本草和偏方入手，进行实验研究。380多次实验、190多个样品、2000多张卡片……最终，屠呦呦和课题组以鼠疟原虫为模型，发现了中药材青蒿提取物对疟原虫具有很好的抑制作用。但大量实验发现，青蒿提取物抗疟效果并不理想，其他几家科研机构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经过那么多次失败，我也怀疑自己的路子是不是走对了，但我不想放弃。”遍查典籍，多方分析，直到有一天，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的几句话引起了屠呦呦的注意：“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绞汁而非煎服，温度成了关键。由此出发，研究团队试着采用低温提取，首次以乙醚为溶剂，制备出具有明显抗疟效果的青蒿提取物。后经研究证实，用乙醚提取这一步，是保证青蒿素有效制剂的关键所在。屠呦呦提出的这个想法，对于发现青蒿的抗疟作用，以及进一步研究青蒿都至关重要，保证了整个研究的不断推进。

在此基础上，屠呦呦团队又分离纯化出青蒿素，并与全国多个研究团队一起展开深入研究，这一项提纯，竟做了190次。1971年10月，191号青蒿提取物样品抗疟实验证明，该样品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100%。经过不懈努力，青蒿素、双氢青蒿素、蒿甲醚、复方蒿甲醚……多个青蒿素类抗疟药先后诞生。至此，我国利用青蒿素抗击疟疾达到了新的高度。

1978年，屠呦呦领导的中医研究院中药所“523”研究组受到全国科学大会的表彰。1979年，“抗疟新药青蒿素”荣获国家发明奖二等奖。

随着青蒿素药物走出国门，在全世界被广泛应用，疟疾患者的死亡率如今已显著降低，人类对于抗击疟疾有了“利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因此得到挽救，其中大部分是生活在全球最贫困地区的儿童。2004年5月，世卫组织正式将青蒿素复方药物列为治疗疟疾的首选药物，英国权威医学刊物《柳叶刀》的统计显示，青蒿素复方药物对恶性疟疾的治愈率达到97%，据此，世卫组织当年就要求在疟疾高发的非洲地区采购和分发100万剂青蒿素复方药物，同时不再采购无效药。

“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这也成为屠呦呦科学生涯中最大的满足。

“对科学的追求有着超乎常人的执着”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这句来自《诗经》的名句正是屠呦呦名字的由来。宋代朱熹曾注称，蒿即青蒿。这种坚韧扎根于山野间的平凡野草，似与她有着平生不解的缘分。

“执着、坚韧”，采访中，这正是屠呦呦的老同事们对她提到最多的赞赏。

1955年，屠呦呦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系，并被分配到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工作。

据她的老同事、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原所长姜廷良回忆，1967年开始这项科研攻关之时，正值中医研究院初创，特殊年代，条件艰苦，实验室连基本的通风设施都没有，实验却要反复操作。

实验时间紧迫，屠呦呦为了加速提纯速度，急需寻找能够容纳大量溶剂和实验品的合适器皿。然而，经费紧张，当时已无法从国外进口或临时特制实验器材。一筹莫展之时，她急中生智，想到了家中腌咸菜用的瓦缸。经过处理的瓦缸就用作提纯药材的器皿。最终，用这个“土办法”继续实验，当年研究组就成功提纯了100克的青蒿素。

为了加快药物研发进度，屠呦呦和团队成员有时甚至以身试药。由于各种化学溶液在实验室翻腾，老伴儿李廷昭回忆，那时候屠呦呦每天回家都是一身酒精味儿。

上百次实验做下来，屠呦呦和团队人员的身体竟接连出了问题，屠呦呦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团队成员钟玉容肺部发现肿块，切除了部分气管和肺叶，另一位科学家崔淑莲甚至因此很早就去世了。但这些没有动摇屠呦呦的决心，她只是回家稍作休息，病情一好转就急忙跑回实验室。

此时的屠呦呦是一名女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母亲。当时正值“文革”，丈夫不在身边，只有屠呦呦与3岁的大女儿和1岁的小女儿三人在京，既要搞科研又要照顾孩子。实在无法分身，屠呦呦只能忍痛将大女儿长期寄放在别人家里，再将小女儿送回宁波老家，全身心投入到青蒿素的研发当中。

在随后几十年的科研生涯里，屠呦呦始终把精力第一时间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她在生活上是个粗线条的人，不太会照顾自己”，这是她身边许多熟人对她共同的评价。1990年，60岁的屠呦呦原本到了退休年龄，但她不愿意放弃一直以来的中医药研究，仍坚持带学生，主持课题，直到年过80岁才离开工作岗位。在青蒿素之后，她的研究方向拓展到冬虫夏草、苦杏仁、大蓟、小蓟和红药等多个中草药药物品种，并在近70岁高龄之时开始探索抗艾滋病中药药物研发的新课题。

“屠呦呦对科学的追求有着超乎常人的执着，她是我们这一代科学家的佼佼者。”她的老同事、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药理室主任廖福龙向记者感叹，“国家当时正值艰难时期，以屠呦呦为代表的科学家们完全凭借着对国家对人民的一腔热爱和对科学事业的执着追求，勇于发现，勇于创新，这是最令人感佩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