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干部能上能下三大关键：涵养政治新生态

如何精准识高下，让干部“下而能服”？

干部能上能下原则明确：真正让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

但实际操作又不简单：尺子谁来拿？准绳如何定？怎样端平一碗水？

2011年4月，“80后”小陈从甘肃省通渭县一个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类干部，到一个乡走马上任副乡长。又过了两年，她被免职调回原单位，重干老本行。想通之后，她认为这并不“丢人”，从人岗不适到人岗相适，自我定位更加清晰了。

小陈提拔时，正赶上乡镇换届。当时全县乡镇领导干部学历偏低、年龄偏大，按照要求，必须给每个乡镇班子选拔一名本科以上学历的“80后”女干部。小陈是筛选后符合条件者之一。但当上副乡长后，繁重的行政管理让她“压力山大”，连续两年，她在实绩考核、民意测评中名列全乡领导干部最后一名。按照县里考核办法，县委组织部征求乡党委意见，与本人谈话，提出调整意见，最终报县委常委会决定组织调整。

“程序正义要保证，评判标准要科学，才能让干部下而能服。”通渭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史炬炜说。

实际上，新出台的《规定》明确，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须经考察核实、提出调整建议、组织决定、谈话、履行任免程序等五大“关口”，干部有权申请复核或申诉，“复出”也有严格条件限制。各地还“须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而从多地探索看，凡是能上能下顺畅的，无一不是细化规则、力求公平。干部能上能下也产生“鲶鱼效应”，反过来推动干部监督方式改革，干部评价也更注重在政绩中体现政德的含量。

黔西南州“召回”干部无一人申诉、复核。他们对干部履职情况日建台账、月度考评、季度约谈、年度考核。同时，“州官”对“县官”、“县官”对“乡官”无记名综合打分。“有意不作为”的兴仁县乡镇干部刘某，就是当地先后根据日常考核，历经“召回”、转岗、待岗三个阶段，最终被决定开除公职的。

有的地方，细量尺子，分“赛场”选马。从2014年起，甘肃省通渭县分别按乡镇、党群部门、政府部门等7个类别分类考核领导干部，年中一般不做人事变动，等年底拿着“成绩单”定上下去留。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魏守礼说：“评判不同类别的政德、政绩，考核办法各有侧重。”

让干部上得公平、下得服气，还须整合监管资源，在党委领导下，端平一碗水。宜川县在确定干部该上还是该下前，都要对所有科级干部的德、能、勤、绩、廉综合研判，研判的依据既有干部考察，还有经济审计、民主评议、举报核实。

贵州省委党校教授邱中慧等专家认为，真正让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不仅应把原则性规定具体化，实施中还须防止变软走偏，避免好人主义、避重就轻和借机打击报复。

因“下”而知耻，知耻而后勇

年届五十的老凌，在今年1月之前，还是黔西南州安龙县一个乡的乡长，因为工作“推、拖、甩”，被县里“召回”培训一个月，又到另一个镇担任副职。这个镇给部分群众承诺的扶贫项目没有兑现，干群关系有点“恼火”。老凌接手后加班加点，上任不到5个月，协调落实700多万元资金，基本兑现了承诺。

“过去我觉得自己年龄大了，在县里干到正科级，也没什么发展前途了。”他说，“现在危机感很强，得抓紧干。”

“‘召回’，是为了不‘召回’，为了激发干部活力。”黔西南州委书记张政说。在记者走访的陕西、甘肃等地，被“下”的干部同样触动很大。

专家表示，让那些为官不正、为官不为的领导干部“下”，也会为一批政德好、能干事的干部腾出施展的空间，最终激发“关键少数”和广大干部自觉践行“三严三实”要求。

曾几何时，恋栈贫困帽是扶贫工作中一种不正常现象。而在甘肃，扶贫攻坚能者上、庸者下，领导干部比减贫实效、群众增收的氛围日益浓厚。

走进定西市通渭县马营镇回岔村，记者遇到一位面色黝黑、眼睛充血的汉子，站在牛圈旁，反复劝说户主张进国修建标准化牛舍朝向一定要向阳，因为“良种牛也需要晒太阳”。

这人是镇党委书记苟建军，他手里拿着两张表，分别是张进国家2014年的收支表和今年增收预测表。据张进国介绍，苟书记上任半年来，每周至少要来他家一次抓扶贫。

“工作不细，没有底气。”苟建军说，“省里要求贫困地区党委、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扶贫开发上。乡镇干部现在几乎全扑在精准扶贫上。”

部分专家、干部表示，让“下”的压力化为“干”的闯劲，不仅要让干部能上也能下，也须加强培训、激励，为干部充电、为创业干事环境造“氧”。

甘肃省定西市委研究室主任张全有说：“能上能下应是常态，不是贬黜。干部应因‘下’知耻，知耻而后勇。”(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记者张钦、王新明、李放、刘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