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美中国问题专家：选择跟中国对抗是惰性思维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专家杰弗里·贝德

【环球时报赴美国特派记者刘洋】杰弗里·贝德2009年至2011年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特别助理，是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时的亚洲事务高级顾问。离开决策圈后，贝德进入华盛顿智库，现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怀特黑德国际外交项目高级研究员，是外界眼中华盛顿知华派的典型代表。今年6月，贝德发表“改变对华政策——我们是否在自寻敌人”一文，对近期不少美国外交政策专家要求改变“自尼克松以来连续8任总统推行的对华政策”的呼声表示担忧。近日，《环球时报》记者在美国亚洲基金会协助下赴美，并专访贝德，在美国近来日益升级的对华政策大讨论中，他的声音显得更加理性。

焦虑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过激反应

环球时报：您最近在《改变对华政策——我们是否在自寻敌人》一文中呼吁，面对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中国，美国领导人应继续维护美中关系，构建亚洲的新和平时代。是什么因素促使您写这篇文章，是出于对中美关系的担忧吗？

贝德：是的。我认为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是当下世界正在发生什么，第二是不同国家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也就是现实及人们对现实的看法。什么是现实？现实是中国是崛起中大国，跟十年前相比，不论经济、政治还是军事实力，中国都变得更强。这种变化不仅在中国周边引起焦虑，也在美国引起焦虑。这些焦虑中有些是自然的，有些则反应过激。核心问题是我们能容忍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吗？答案必须是“能”，但担忧的区域国家和美国都不清楚中国将如何使用日益增强的力量。这也是南海问题被特别关注的原因。

南海争端由来已久，但过去从未招致如此紧张的局面。可如今中国强大了，紧张局面就出现了。考虑到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一些人认为中国崛起是对美国利益的挑战和威胁。他们把矛头指向南海，指向过去15年中国激增的军费，以及网络安全和贸易议题，得出的结论是——美中之间是对手，对中国有利的事就会伤害美国。

我之所以要写《我们是否在自寻敌人》一文，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美国人都有这样的想法，而我认为，这样的想法首先是对中国崛起的过激反应，其次这样的反应反而会导致两国陷入长期敌对。我希望阐明，美中之间原本就存在许多不同利益，尼克松、基辛格、毛泽东与周恩来当初决定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并非因为他们觉得美中利益和价值观完全契合，而是他们认为两国有能力管控分歧，在能够合作的领域有所作为。我想这是过去40年两国看待彼此关系的基调，也是正确的基调。我明白当两国间实力不断接近，再用这样的视角处理双边关系会变得更加困难，但一件事变得更难不代表不应该去做。

环球时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今年5月在演讲中提出“中美关系逼近临界点，需要签署第四个联合公报”。您是否认同兰普顿博士对美中关系的担忧？

贝德：我认为兰普顿的担忧是有道理的，美中对对方的情绪确实在恶化。这种恶化或许不能说是建立在误判上，更准确地说是建立在一种狭隘判断上，即完全不考虑对方对世界的看法，不去理解对方的利益所在。我认为美中两国对于对方政策的弹性都有过度期待，而当人们发现期待过度时就会说，“别抱希望了，面对现实吧，我们就是对手”。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非常懒惰的思维方式。两国要寻求合作往往需要艰苦努力，而认定对方是对手则简单得多，但也会有更多错误。

我想兰普顿是在发出警告，告诫两国彼此对对方的看法正变得愈加负面。在美国看来：中国在南海的做法越来越具有侵略性;在复杂的网络安全问题上，美中两国实际上都有所行动，但当彼此缺乏信任时，一方有所行动，另一方就会说，“看，他又在行动了”，而完全忽视了自己其实也在行动的事实;美中贸易问题上，美国人一直都非常沮丧，尤其是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有一种共识，觉得自己遭受不公正竞争，经营越来越困难，并且认为困难来自于中国越来越严苛且越来越有利于本土企业的政策;此外，中国军力在过去20年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提升。这些都引发美国对中国的忧虑，其中一些议题无法解决，只能被管控。对于兰普顿建议美中签署第四份联合公报，我对此并不太积极，因为你不知道谈判开始之后会发生些什么。

环球时报：针对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发表的“中国崩溃论”，您有何评价？

贝德：这些是学者的观点，有可能对也有可能错。我的观点是，不论中国是否处在长期稳定的轨道上，未来会不会出现不稳定，美国对华政策都应是一贯的。不论中国内部是否稳定，中国都是国际政治的重要玩家。尼克松和基辛格接触中国时，中国正处在内乱中，但他们觉得接触中国符合美国利益，不论中国是否内乱这种接触都是必要的，我认为这是非常正确的做法。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认为中国处在走向崩溃的轨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