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政法部常务副主任卓泽渊解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情况。中国网 董宁

第二，我们还要用法治的形式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人类总是渐进地向前发展，这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当中有很多问题是事后方知的，我们并不是早有预见地把国家之间的疆界划得那么清楚，把一些历史问题早就弄得那么明白，而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猛然发现我们前人给我们留下一大堆问题，我们自己还有许多问题在历史中沉淀在那里，还不时地被人们想起，还成为国与国之间的纷争。怎么办？用合乎国际法治的方式来认识矛盾、解决冲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第三，我们恐怕还应用国际法治的形式来面对新的国际争端。当今世界是旧帐未了，新帐又起，老问题没解决，新矛盾又发生了。旧的问题要靠法治，新的问题也要靠法治，所以我们要用法治的思维、法治的方式来解决我们这个世界在今日所面对的新问题。

第四，我们需要用法治的形式来维护国际秩序。国际秩序大体还是安宁的，还是有序的，我们要用国际法治有效制止、防止侵略的发生，我们要用法治的方式来切实地化解矛盾，解决争端，使目前的国际环境能够持续乃至变得更好。

如果说我们能从这四个方面努力的话，那我们就能真正实现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而法治在其中的作用就必定会得到凸现。

遵守国际法治是二战成果得以维系和巩固的第一手段

记者：我们应该如何通过法治的形式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果固化下来？

卓泽渊：二战坦率地说首先是场灾难，二战本身不是成果，二战的胜利是成果，因为这个成果的获得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我们的代价是极为沉痛的。有了这样沉痛的代价，在走向未来的时候，我们必须把那些来之不易的成果确定下来，确认下来，保障那些成果不会得而复失——得到了又丢掉了，那我们的牺牲就白费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可不可以考虑几个方面。

第一，必须遵守国际法，遵守国际法治。服从、遵守国际法治恐怕是二战成果得以维系、得以巩固的第一手段。在二战即将结束或二战结束以后，当时的参战国和未参战的许多国家共同致力于新的世界和平的打造，定义了一系列的国际条约，这些国际条约不仅仅确认了相关国家的权利义务，而且这些国际条约在今天已经成为国际法的重要渊源，也成为国际法的重要构成部分。现在我们必须遵守这些国际条约，遵守二战后国际法所确立的那些基本原则。只有这样，二战的成果才能被我们坚守。

第二，二战结束后，世界持续了70年的和平安宁——当然是总体上这样的国际环境，人类积累了更为丰富的处理国与国关系的经验，建造了一些新的规则，也发现和运用了很多在新的时期解决国家与国家矛盾冲突的方法、形式、路径，我们要努力把这些方法、形式、路径上升为新的国际法规则，上升为国际法的新内容，从而固化当前的国际和平的整体态势，维护这个和平的局面、和平的秩序状态。

第三，推动国际法创新。国际法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类从有国际交往开始，国际法的规则就在相互交往中不断向前进步、丰富、发展，一直到了今日。我们要走向未来，我们也一定担负着推进国际法与时俱进的责任和使命。所以，我们要使国际法不断向前发展，使国际和平因为国际法的进步而得到更多、更大、更好的保障。

　　 中宣部新闻局副局长陈陆军主持发布会。中国网 董宁

中央党校回应校名卧石迁移:照相人太多影响交通

记者：位于中央党校校前由江泽民亲笔题字的“中共党校”校名卧石，本月从中央党校南门外马路边移到校内，这个是不是对江泽民的不尊重？这是否意味着党中央对江泽民不满？另外，可不可以帮我确认一下这个字体是不是江泽民写的？

卓泽渊：中央党校校名卧石放在中央党校大门口外50米外的草坪上，这是此前的一个状态，那个校名的确是江泽民同志所书写的。江泽民同志书写的校名卧石现移到校门之内办公楼主楼之前，为什么做这个移动？昨天党校媒体已经做了很正式的解释。放在大门边上，很多人到了中央党校大门口都想去照相，照相最好的背景就是党校校名，而碑前就是交通要道，因为我们正对面就是颐和园的围墙，中间隔着的是到颐和园北宫门的交通要道，常常因为照相的人影响交通，也会影响照相人的生命安全。基于这个原因，为了交通安全，为了照相人的人身安全。中央党校统一安排装修装饰，把它移进了主楼之前。其实这不意味着对江泽民同志的不尊重。我们一如既往地尊重他。同时，我们还在校园内的中轴线上矗立了马恩塑像和毛泽东、邓小平的塑像，都是这次一并规划实施的。

任何一个国内立法必须考虑国际法的要求

记者：在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安倍内阁正在不断推动“安保法”走向合法化，这个月将在议会进行表决。我的问题是，在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在依法治国的框架下，我们国家如何在外交政策上保证外交政策的平稳，特别是在钓鱼岛、南海问题上保证东亚地区的安全和周边的稳定？

卓泽渊：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和平的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信守的，也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而缔造的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所以中国处理中日关系如同处理其他任何国家关系一样，都会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前提下进行。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在这个时候，如同一如既往的主张，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只有铭记历史，才可能真正有持久的和平。我们要努力开创未来，而开创未来，我们一定要遵从国际法治。所以，任何一个国内立法必须考虑国际法的要求，必须考虑人类共同认可的国际法的基本原则。那么，国内法对国际法的尊重是理所当然的法理诉求，我相信世界上许多理性而民主的国家，都会在当今时代依照法治的思维最终选择符合法治的道路。

一个国家的基本国策是其战争或和平的决定性因素

记者：日本是从“明治维新”开始逐渐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您觉得从法治的角度有什么需要反思的地方。还有，这两天日本民众正在集会，抗议新安保法案通过，您觉得强推安保法案对日本或者对中日来说有没有什么影响？

卓泽渊：日本明治维新对日本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它使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也使其国力得到大大加强，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这里我要说，一个国家是走向战争还是走向和平，决定的不是它的经济，我以为是这个国家的国策。一个国家如果趋向于战争的国策，贫穷也会发生战争，穷就是战争的理由——因为我穷，看不惯你富，因为我穷，所以我要向富人挑战，不怕打。富也同样会成为战争的理由，成为战争的基础——我富了，有钱了，不怕打了，于是就膨胀了，军国主义就出来了。所以说，经济发展的快慢、贫穷与富裕，不是决定一个国家战争或者和平的决定性因素，而决定一个国家是走向战争，还是持久地推进和平，我以为是它的基本国策。

您刚才讲到日本推动安保法的变化，我也看到报道，日本国内许多人也把它命名为“战争法”。我以为日本政府、日本有关机构、日本的人民会思考这个问题，而且应该思考，尤其是在二战结束的今天，多么深刻的教训，历史的包袱不能背着，背着就永远是负担，我们只有坦然放下历史包袱，才能走向未来，才使我们未来的脚步迈得更加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