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科书看日本对东三省奴伏教育：把侵略理由正当化

在辽宁省教育厅退休干部齐红深手里，收藏有日本侵华时期的教科书350余本。

记者看到，尽管教科书已经发黄，但透过80多年前出版的这些教科书，人们不难发现日本侵略者精心组织、严密实施奴化教育以及歪曲侵略历史、美化侵略罪行的丑恶行径。

把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理由“正当化”

齐红深在辽宁省教育厅工作期间及退休至今，长期从事东北教育史志和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研究。

他说，日本侵华时期教科书中，日本侵略者精心组织、严密实施奴化教育，目的是歪曲侵略历史，美化侵略罪行，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培养顺从和效忠于日本侵略者的“新国民”，是日本侵略的有力罪证。

据齐红深分析，这些教科书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历史、地理、国文教科书捏造事实，篡改历史，宣扬侵略有理、侵略有功，把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理由“正当化”。如把日本关东军有计划、有预谋发动的“九一八事变”，说成是中国军队挑起的突发事件，假惺惺地把日本侵略我东北领土说成是“不幸的大冲突”，把东北人民陷入日寇铁蹄蹂躏说成是“从虐政中自然被救得庆重生”。把日本侵略者操纵成立“伪满洲国”，写成东北各地方自发“尊重民意”，“物归原主”，建立“努力治安，使三千万民众享受最大幸福的新国家”。

一位名叫关维境的老人在回顾“伪满洲国”时期的日本教育时说，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实现“共存共荣”，日本人把柳条湖事件和卢沟桥事件都说是中国挑衅引起的。

二是教科书极力宣扬日本军国主义精神，比如许多教科书中提到“建国神庙”“明治天皇”“青少年义勇队”“乃木希典”“东亚之共荣”“开拓地的光荣”等内容。并把日本语列为“国语”，把中国语改称为“满语”等等。一位老人回忆说，当时受日本殖民教育的影响，“我的头脑中都是‘天照大神’‘乃木大将’‘东乡元帅’‘丰臣秀吉’‘广濑中佐’等‘日本英雄’。”

三是删除民国时期中国教科书的国耻教育内容，并渗透一些日本侵略者的观点。如南“满洲”教育会教科书编辑部《初级用新时代国语读本》第一册第11页让儿童认知“伪满洲国”的“国旗”：“红青白黑满地黄，我们的国旗好光明，我们的国旗好光明。”通过对伪满“国旗”知识的反复强化，在幼小心灵里打下“满洲国”的烙印。

“九一八事变”枪声一响，就开始应急编纂教科书

齐红深告诉记者，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期间，教科书从编纂到印刷、发行一直由日本侵略者直接控制。编审官室和编审委员会不仅由日本人担任主任，编审人员也多是日本人，并且有日本宪兵队在场监视。

齐红深向记者展示了一批由南“满洲”教育会教科书编辑部和奉天省教育厅编写的中小学教科书。他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令“关东州”和满铁联合成立的“南满洲教育会”教科书编辑部，立即采取“应急编纂，应急改订”措施，对在“关东州”、满铁附属地使用的历史、地理教科书进行“大改订”。为了减少东北沦陷区学校接受这些教材的情感障碍，日本关东军又令伪奉天省教育厅成立图书编审委员会，对上述教科书进行移植和改头换面的加工，成为署名为奉天省教育厅图书编审委员会编纂的另一套教科书。

1932年6月，“伪满洲国”民政部发布“训令”，把提前准备的“南满洲教育会”所编的“学堂教科书”(22册)和“奉天省公署教育厅”所编的“暂定教科书”(32册)作为“应急措施”，定为1932年9月起在伪满各地采用的小学教科书。这两套教科书使用至1934年9月。

5个月焚烧中国原有教科书650万余册

“日本关东军不仅加紧印制带有殖民地色彩的教科书，而且对中国原有教科书采取了查禁、焚烧等措施。”齐红深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关东军就在《自治指导员服务心得》的密件中下达命令“排日教材要断然铲除”。1932年学校复学后，还得暂用原来的教科书，伪政权屡次三番下发文件、训令，要求对教材中“与时势不合处”加以删改涂抹，并具体列出了各科教科书需要删改的内容，强调“一切课程不得稍含排外材料”。对于具有民族意识或民主思想的书籍，均被打入废止之列而遭到查禁、焚烧。仅在1932年3月至7月的5个月中，就焚烧原有教科书650万余册。

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就对中国教科书中有反日内容的课文调查得一清二楚。

当时在铁岭县城内读小学的张文翰回忆道：“有一天，学校突然来了一些全副武装的日本兵，闯进各教室强行搜查我们的书，把我们都吓呆了。”

辽宁师范大学教授杨晓表示，日本在武装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后，又对东北人民进行强制性的文化殖民，践踏东北人民的民族文化意识，扭曲其精神。因此，必须对日本殖民地教育历史进行彻底揭露，驳斥日本右翼对东北殖民地教育历史的歪曲。(记者 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