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国神社》导演李缨:希望拯救“历史病人”

《靖国神社》《南京!南京!》《1937南京记忆》，这一系列出自中国导演之手的战争题材影片从8月15日起在日本最大视频网站NICONICO上陆续上线，打破日本主流媒体对中国此类影片设立的隐形屏障，让日本观众有机会了解中国对二战的记忆究竟如何。《靖国神社》导演李缨是促成这次NICONICO上映中国战争影片的关键人物，《环球时报》记者为此专访了他。

在日本，不少人指责《靖国神社》是“反日”电影，但它其实是我给日本的一封情书

环球时报：您是如何想到推动一系列中国战争影片在日本网站上映的？

李缨：我期待日本人能真正面对“战争后遗症”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中国人也有。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与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是十分有意义的一年，但战争遗留问题还在影响中日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中日双方应该进一步沟通，了解对方对战争的记忆、对战争的认识，这样才能找到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我想借影片在日本网站上映期待大家进入“治病”程序。

环球时报：您对您拍摄的《靖国神社》有什么期待？

李缨：《靖国神社》也是呈现和反思“病症”的一部电影，想让世人了解靖国神社的矛盾现象与精神实质。为什么它是最具象征性的一种“战争后遗症”，它的现状如何，它具有怎样的矛盾性、复杂性？不仅许多中国人不了解，很多日本人其实也不了解。

在日本，不少人指责《靖国神社》是“反日”电影，但这其实是我给日本的一封情书。我在日本生活了很多年，知道这里的各种好处。日本是一个有许多优点值得中国学习吸收的美好国家，甚至有时候我会说东京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这儿生活了26年。情书是什么？就像谈恋爱，我认为你有问题，却光说漂亮，那就虚伪了。我是在真诚地借电影表达，我认为日本好的地方就是好的，“有病”的地方就是“有病”的。

原标题：《靖国神社》导演李缨接受专访:希望拯救“历史病人”

与日本持荒唐历史观的偏激时评家现场辩论

环球时报：在日本拍摄这样一部电影是否给您带来了很多麻烦？

李缨：《靖国神社》是我花费10年时间制作的一部电影，谁会做这么“傻”的事情？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人本来就不容易，做这样的事情对我的生存环境毫无疑问会构成威胁，我甚至因为这部电影被告上法庭，成为唯一一个作为被告站上东京法庭的中国人。但我依然坚持下来，从制作电影到现在，因为我也是“战争后遗症”的“病人”之一。我自己感觉不舒服，因此形成“条件反射”，拿起属于电影人的“手术刀”，用10年时间拍电影寻求“治病”。

现在我借NICONICO播映在日本引发过“靖国骚动”的《靖国神社》之机，推荐了南京题材电影和纪录片在日本上映。在8月15日凌晨播映完《靖国神社》后，我参加了一个现场直播的两小时讨论节目。现场参与辩论的一名著名时政评论家思想非常偏激，一开始就攻击我的电影曲解靖国神社的“神体”，是我个人化的“异样的”靖国神社，他甚至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日本对中国的那场战争也不是“侵略”。

对我来说，与这样的人辩论真是迫不得已，无可奈何，费心费脑费口舌。这些辩论在我内心是相当沉重的。那么多年，我不断面对这些荒唐的历史观和“傲慢与偏见”，确实早就不想辩论下去了，但这就是存在于中日两国历史见解当中重要的现实。那天的辩论颇为激烈，当时有近3万网民观看和参与了在线讨论。根据现场节目设置的问题回答数据调查，让我惊讶的是，那么多参与讨论的年轻网民当中(NICONICO会员平均年龄32岁)，参拜过靖国神社的占66%，支持靖国神社祭祀甲级战犯的占80%，支持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占83%。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放映《靖国神社》《南京!南京!》和《1937南京记忆》当然就更有特殊意义。

环球时报：能谈谈在日本国内争议比较大的新安保法案吗？

李缨：这也是“战争后遗症”，跟靖国神社有相通之处。靖国神社是战争神社，而新安保法案最终要解决什么？就是建立军队，派兵去战场。军人战死后怎么办，是评价为英雄还是枉死？靖国神社的实质就是国家需要为国为天皇而牺牲的人，而新安保法案只是今天的日本面向战争的途径和手段。

原标题：《靖国神社》导演李缨接受专访:希望拯救“历史病人”

历史上有两个天皇，一个穿军装，另一个不穿军装

环球时报：您怎么看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

李缨：在战争责任问题上，没有哪个国家像日本这样复杂。德国和意大利二战后都更换了国歌、国旗和国家领导人，社会体制也有了改变。但日本没有，国旗、国歌保留下来，昭和天皇也在美国制定的日本宪法中被确立为“日本国的象征”，这就给探究战争责任造成麻烦。

我这么说，并不代表我认为日本应该废除天皇制。天皇制已经经历漫长的历史时期，有着它独特的意义。我认为，历史上有两个天皇，一个是穿军装的，另一个是不穿军装的。不穿军装的天皇在京都，这期间的天皇制度没有问题，天皇没有权力，只是作为一种权威与象征，体现国家的凝聚力。从明治到1945年，77年的时间，天皇穿上了军装，这就产生了问题。

环球时报：不少人担心日本的《和平宪法》能否保持，日本社会对它怎么看呢？

李缨：日本的和平宪法非常难得，具有独特的价值。很多日本学者说，它应该成为世界遗产，因为这是世界上唯一一部以放弃战争来解决国际纷争的宪法。试想如果所有国家都这样，对于我们人类的意义有多大？战后一代中许多日本人的观念已经与和平宪法捆绑在一起，和平宪法对于许多人来说是命运共同体的象征，它对现代民主社会、对未来都十分具有启示性意义。因此日本社会有很大一股力量想要维护和平宪法。

和平宪法和靖国神社具有激烈冲突性。和平宪法维护国民利益，体现现代民主价值观、国家为民的思想，但靖国神社表明国民应为国家牺牲。两者截然相反。日本宪法明确规定政教分离，因此政客去参拜是违法的。不过政客又从来没中断过参拜，安倍参拜后又被部分民众告上法庭，所以围绕在靖国神社周围的相关问题充满矛盾。

环球时报：您希望自己做的这些事得到国家支持吗？

李缨：当然希望。电影是国家文化外交的重要媒介，像我这种在“夹缝中”生存的人，涉及某些国际问题的表达，当然希望有国家作后盾。一个成熟的国家会十分重视民间文化沟通。中国现在进入了网络和新媒体时代，任何一部电影都可以成为一个契机，构成彼此互动和沟通的交流平台。我希望能通过国家力量的调配，开通中日沟通的网络讨论平台，这样的事情靠民间力量是无法做到的。【环球时报驻日本特派记者刘军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