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是日本蓄意制造的侵华战争开端

驳所谓中国民族主义“刺激”九一八事变谬说

已故日本庆应大学法学教授中村菊男分析九一八事变的原因，把责任推到“中国民族运动的抬头”。“在满洲和中国大陆，排日、抗日运动风起云涌，俄日战争以来，日本所获得的权益，因之逐渐受到‘侵害’”，他认为，在1924年，中国新抬头的民族运动，与共产主义运动组成共同战线，“日本在满洲的特殊权益遂受到很大威胁”。他还认为，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在满洲挂起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以后，满洲在政治上便与中国本土连在一起了”，这与日本政府关于分离满洲与中国的国策是不相容的。他的结论是，九一八事变是“寻求壮大的日本民族之生命力在满洲遭遇到抵抗，中日两国的利益在满洲的冲突。”中村菊男这种评价，根本站不住脚。其实质就是在寻找侵略中国的理论根据，或者说就是一种发动战争的理论。

把一个独立国家的领土（如中国东北）当作是日本发展的生命线，在当今国际法意义上说，是耸人听闻的。即使按照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为西方各国首肯的国际法，也是不合法的。按照对中国极不平等的《朴茨茅斯条约》（1905）和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附约》（1906）规定，日本在中东铁路南部获得了某种特殊权益，东三省主权还是属于中国。日本要把东北与中国本身分割开来，有什么国际法根据？日本要把东北当作日本发展的生命线有什么国际法根据？日本的侵略激发起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不是十分正当的吗？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强烈感受到日本侵略东北的压力，决定改旗易帜，服从国家统一的大局，不是很正常的吗？

中国的民族主义是爱国的民族主义，是反侵略的民族主义，是被日本和欧美帝国主义侵略逼出来的民族主义，是谋求民族自立和国家独立的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没有妨害他国的民族利益。日本把自身发展的民族主义利益寄托在对中国侵略和占领的基础上，完全是一己私利，完全漠视独立国家的主权，完全漠视中国人的生存权利和基本人权，是军国主义的，是帝国主义的，是残忍的，是道德低下的。

所谓“寻求壮大的日本民族之生命力在满洲遭遇到抵抗，中日两国的利益在满洲的冲突”，似是而非。这句话应该解释为寻求扩大对华侵略的日本民族之生命力在中国遭到抵抗，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排日、抗日表现。难道中国人民面临深刻的民族危机，在自己的国土上对日本侵略表达不满就不应该吗？就应该俯首帖耳听任日本侵略者宰割吗？就成为日本扩大侵略的根据吗？“壮大的日本民族之生命力”要用占领中国领土来实现，要用武力干涉来实现，这就是露骨的军国主义理论，是“侵略有理”论。

这种军国主义的战争理论正是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的理论。他在策划九一八事变时就在关东军内部提出了所谓“世界最后战争论”的构想，认为“世界大战之爆发，决非很久将来之事，从现在起，我们应有充分的准备和觉悟”，他还提出了“以中国问题的解决为世界最后战争的一环”的设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过去十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就在策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了。由此可见，说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争策源地，在这里找到了多么充分的证据。

九一八事变开始了日本14年侵华战争的历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即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实现其将东北与中国内地相分割的计划。随后借故发动一二八事变，大举进攻上海。日军通过对上海的进攻，实现了扭转国际舆论关注东北问题及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的战略目的，通过对国民政府的军事压力强化了在东北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淞沪抗战中，处于劣势的中国军队，在全国民众的热情支持下顽强抵抗一个多月，虽蒙受惨重损失，却重创日军，振奋了全国民众的抗战士气。日本占领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大举进攻上海，完全是非法的，是灭绝人性的，是没有任何国际法根据的。

如果说日本在天津驻军还符合《辛丑条约》的话，1932年后日本华北驻屯军发动山海关事变，配合日本关东军逐渐蚕食长城内外，把军队移驻到北平西南丰台，就是完全违反国际法的。这是造成卢沟桥事变的根源。日本学者争论宛平城的第一枪是谁开的，这在纯战争史或者军事学角度看可能有某种意义，但在日本侵略中国这个大主题上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日军到了北平附近的丰台，本身是完全非法的，除了肆意侵略，难有更准确的解释。即使第一枪不是日军开的，也改变不了日军侵略的本质。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14年侵华战争燃起的第一把战火，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人类公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与贪婪。日本的失败结局是必然的。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这段历史应该被世人永远铭记。虽然我们已经远离了当年的血与火，但要深知和平来之不易，要为捍卫人类和平尽心竭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

《 人民日报 》（ 2015年08月24日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