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司法机关审讯日本侵华战犯形成的档案

据高泽健儿1954年7月10日笔供，他曾任日军步兵联队队副、大队长。1939年7、8月间，在湖北省崇阳城南方某村庄，“为强奸朝鲜妇女，将警备队盘踞区域的2户房子由自治会呈交作慰安所之用。其后，迁移到本部屋内，妇女有五六名”。

1939年秋季，约1个月，警备崇阳城南方小村庄时，“强奸朝鲜妇女，其住处以慰安所的名目由自治会交出，我以下多数人都强奸了”。

1939年—1940年3月，在湖北省蒲圻城附近，“为强奸朝鲜妇女，在警备队盘踞区域以慰安所的名目（五六名妇女，李经营的）使自治会供给民房。我及部下强奸了这些妇女”。

据古川勇一1954年7月20日笔供，1939年5月至1940年5月，他任广东省南海县伪县政府行政顾问。1938年12月，日本宪兵队“拉捕了居住在佛山市内，生活困苦的中国妇女约50数名，监禁于‘日军士兵慰安所’进行轮奸，我居佛山后继续看到设置的被害者”。

据渡边雅夫1954年8月11日笔供，1942年5月至1944年3月，他任日军第五九师团经理部军需下士官期间，在泰安的星俱乐部“诱惑监禁了16岁至25岁左右的中国人民妇女约50名，是在济南最高司令部的高级副官经营管理的，作为帝国主义军队的公开强奸而设立的，同时被监禁的妇女勿论在物资上、精神上、健康上都是遭受到在人间上最大的痛苦。”

济南军人会馆“是济南最高司令部的高级副官充当馆长的，……收容了16岁至22岁左右的中国人民妇女约15名”。“1944年4月至1945年4月，……我是军需曹长，……当时特别对军人会馆为了每月会计的检查进行了支付，收入决算书的点检，对经营上提出了意见，参加施行了对中国人民妇女的虐待或监禁。”

据广濑三郎1954年8月14日笔供，他曾任日军第五九师团高级副官。1944年4月，他“在济南后方设施的军人会馆、星俱乐部、饭店‘樱’偕行社饭菜部及军酒保的监督业务。星俱乐部是日本军官兵专用的中国人妓馆，其经营委托济南中国妓馆组合长负责”。“为使日本军官兵能以很少的钱玩乐，而使约30名的妓女，1人每天要接待20名，多的时候，要接待30名的日本军官兵。她们的年纪是17岁到20岁的年轻妇女，迫使她们成为侵略者的肉欲对象，由于过度疲劳患病者不少”。

1944年6月左右，“第12军要求将妓女送到前线去”，故“派约30名朝鲜人妓女到危险的第一线即到郑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