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驻韩国特约记者 济冬】曾在韩国国会情报委员会担任委员的一位国会议员近日在与他人对话时,关掉了自己智能手机的电源。因为他担心有人使用黑客软件,将对话进行录音并追踪位置。随着韩国国家情报院(国情院)“监听门”事件持续发酵,其后续影响——“监听恐惧症”正在韩国政坛、公务员间蔓延开来。 据韩国《中央日报》22日报道,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会议员,直至6个月前还在使用2G手机。如今他虽然使用智能手机,但如有重要的通话,他还是会使用苹果系统的通话软件FaceTime。在他看来,FaceTime使用的卫星并非通过韩国国内基站,而是经由海外,即便检方对其进行没收搜查也不会暴露。 服务器在韩国,似乎成为“不安全”的象征,公务员使用社交网络、通信软件变得愈发谨慎。在韩国,聊天软件KaKaoTalk的普及度相当于微信在中国的水平。但现在,它的安全度被打了大大的问号。据报道,相当一部分政界人士和公务员在使用服务器在国外的软件,例如服务器在德国的“Telegram”,或者总公司和服务器设在美国的“Viber”。 一位曾在李明博政府任高官的人士表示,其从任现职起,就开始使用“大炮手机”(即为了隐藏自身身份,利用他人名义注册手机)。他感觉情报机构仍在对其邮件和电话进行监听,就买了新手机。但如果有重要事情要商谈,他一般会相约直接见面。除了在野党,执政党人士间也存在“手机回避症”。政府下属机构相关人士透露称,跟新国家党议员一起吃饭时,如果是重要通话,会使用饭店的座机电话。 对于“监听恐惧症”扩散一事,韩政府相关人士表示,监听是非法的,监视也要获得法院的许可才能进行,即使获得许可,没有设备,也无法对手机进行监视。此外,黑客软件远程控制系统(RCS)不能监控KaKaoTalk,虽然可以监控短信和电邮,但要获得总统的全面许可才能进行。 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在韩国前总统卢武铉政府时期,国情院废弃了自主监听设备。但是国情院称,由于通信企业没有设置监听装备,对恐怖犯罪与间谍事件的调查工作很难展开。检方和警方也表示,在调查诱拐、绑架等犯罪时,需要用到监听设备。韩前国会情报委员长、新国家党议员徐相箕认为,应借此机会制定合法监视范围,及相关制度杜绝非法监视。 据《中央日报》报道,在韩国手机用户中,每10人中还有一人在使用2G手机。业界称,使用2G手机的一部分人是因年龄大等原因,但因安全顾虑而使用2G手机的也有不少。很多人担心手机被植入恶性代码后资料被盗。而与2G手机相比,更高级的智能手机安全性更差。 另据韩国《韩民族新闻》22日报道,NANATECH有限公司代表许逊久(音)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国情院)关心的对象只有手机”“因为主要的目标在中国”。对于“指的是中国的谁”这一提问,许回答称“(18日死去的国情院职员林某)说是在中国的韩国人”。该公司是国情院与意大利“黑客团队”中介商。报道称,国情院院长李炳浩曾表示,从未对国民实施黑客攻击,也没有理由使用。但是从“黑客团队”泄露的资料来看,国情院试图对韩国国民进行黑客攻击的可能性仍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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