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爱国主义为基础的抗日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枢纽，在这场关系到民族存亡的生死决战中，中华民族发扬了“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传统精神，空前地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伟大旗帜下，一致对外，共赴国难，奋勇抵抗，最终打败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

共产党中流砥柱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是现代中国两支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了武装抗日的爱国主义主张，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933年1月，毛泽东、朱德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向国民党军队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建议。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12月，中国共产党又在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在全国各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从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为了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伟大的政治胸怀和宽宏精神，在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政策上由“反蒋抗日”变为“逼蒋抗日”，最后调整为“联蒋抗日”。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促成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国共两党由此走上了第二次合作的道路。1937年2月10日，中国共产党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声明在政策上作出更大调整，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之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表抗战宣言，通电全国，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国民党的重要作用

国民党作为中国当时的执政党，在九一八事变后一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丢失了东北三省和华北不少国土，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谴责。1935年华北事变后，蒋介石面对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迫近、华北即将沦为第二个“满洲国”的危险，也开始逐步调整自己的政策，由对日妥协转向强硬，对日本的无理要求给予回绝，在军事上也开始整军备战，在内政上则逐渐变“攘外必先安内”为“攘外”与“安内”并举。特别是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进一步加大了准备抗战的力度，改组国民政府，调整内外政策，加紧抵抗日本侵略的军事准备，并开始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谈判。七七事变后，国民党进一步坚定了抗战的决心。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强调“如是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宣称：“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15日蒋介石下达全国抗战的总动员令，国民政府还开放了党禁，承认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其他政党的合法性，释放了政治犯，接受并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承认了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可以说，蒋介石“7·17”讲话是国民党政府反对妥协退让、主张坚决抗战的宣言。它“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

民主党派通力合作

中国的民主党派，抗战前大都既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一党独裁专政，又不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一直从事第三条道路的斗争。但是，在中日民族矛盾逐渐成为中国的主要矛盾的形势下，它们纷纷改变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或放弃反蒋，或放弃反共，都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并积极从事推动全民族的团结抗日活动。中华革命党把自己的组织改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放弃反蒋斗争，主张联蒋抗日，号召“一切革命的党派，在目前民族生死的最后关头中，应该放弃其宗派的偏见，在反帝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两大原则下，形成巩固的联合战线”。可以说，这代表了所有民主党派的共同愿望。七七事变后，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呼吁全民族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宣言中说：“抗日的利益包括一切人民的利益，除汉奸外，全国上下，不分党派，无间朝野，为民族利益计，为自身及子孙计，都应牺牲其特殊利益、财产生命，团结一致，共同向战胜暴日的一个目标前进。”当国共两党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第二次合作时，各民主党派更是表示坚决支持和拥护，并积极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

军事集团共御外侮

国民党各政治、军事集团及地方实力派为争权夺利一直明争暗斗，闹独立，搞分裂，上演了一幕幕军阀混战的丑剧。但是，随着日军侵占东北，侵入华北，各政治、军事集团和地方实力派逐渐认识到只有全民族团结御侮，中国才能免遭灭亡，因而要求结束内战，团结抗日的呼声愈来愈高。不少军事集团公开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有的甚至主张联共抗日。以陈济棠、李宗仁为首的西南实力派集团发动两广事变，要求北上抗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力促团结抗战。这都有力地促使了蒋介石国民党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下定团结抗战的决心。

到七七事变全国抗战爆发时，各政治、军事集团及地方实力派全部都采取归顺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态度，表示服从国民政府，团结一致抗日，同仇敌忾，英勇杀敌。如淞沪会战时，白崇禧在蒋系中央军部队遭受严重损失时，把桂系6个主力师调作反攻之用，结果失利，伤亡官兵5万余人。又如台儿庄战役时，原西北军张自忠在内战时，与庞炳勋结下仇恨，他俩同为冯玉祥的部下，中原大战时，庞炳勋被蒋介石收买，张自忠被庞暗中打黑枪险遭丧命，张自忠曾表示一辈子决不与庞共事。但是，当庞部在临沂被日军包围，处于危难之时，张自忠奉李仁宗之命主动率部星夜增援，击破了日军。这种不记私仇，自觉服从全民族抗战大局利益的凛然大义，必载于史册而为后人所铭记。

各阶级、政党、派别、军事集团这种舍去旧有恩恩怨怨，均能以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爱国主义精神，凝聚他们朝着驱逐日本侵略军的共同目标走到了一起。因而，爱国主义团结了他们，爱国主义奠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政治思想基础。

比如山西的阎锡山，面临日军侵入山西的危机，在1936年5月即采取“联共抗日”的政策，于同年秋与中共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系，欢迎共产党人帮助他建立实际上由中共领导的、动员和组织山西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牺盟会”。七七事变后不久，建立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1总队，在山西五台山地区进行游击战活动，到1938年初发展到第1、2、3、4纵队(相当于旅)，简称山西新军，约3万余人，成为山西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

以徐州会战为例，可以说，徐州会战是全民族团结抵御外敌入侵的典范。近代中国军阀割据，山头林立，内战不断。但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这些军队能够不分派系，不讲山头，捐弃前嫌，同仇敌忾，为民族生存而战。日军曾视中国人民为一盘散沙，视中国军队为草芥。而徐州会战则体现了全阶层、全民族团结抗战的精神。于是，在滕县保卫战、临沂大捷、台儿庄大捷等战斗中，有来自不同省份，操着不同口音，身着不同服装的军人，他们中有东北军、西北军、川军、桂军、滇军……正是这些地方军使日本矶谷、板垣两个精锐师团溃败而逃。而台儿庄大捷、徐州突围，则为李宗仁赢得了抗日英雄、抗日功臣和抗日名将的三顶桂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