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反腐辩证法
本报记者 潘旭涛 申孟哲
在反腐高压之势下，公众对中纪委的一言一行都保持高度敏感。不久前，中纪委网站一句“反腐败是把双刃剑”，激起了外界的强烈反响，“反腐要转向”的论调也随之而生。
其实，“双刃剑”只是一种典型的辩证思维——“打的是违纪违法党员干部，疼的是组织，损害的是党的形象”。从主体责任与监督责任并重到“树木”与“森林”分清，再到“破”与“立”结合，在中共的反腐理念里，辩证法无处不在。只有理解这些辩证法，才便于厘清反腐形势，认识反腐走向。
①
“树木”与“森林”分清
重点盯住“三类人”
观察纪委最近的动作不难发现，对人大、政协副职的查处，人数较之前少了许多；而对手握实权、年轻并看似有前途的官员，查处力度不断加大。
这一趋势，在中纪委网站的一篇文章里得到了印证。
《把握好“树木与森林”的关系》一文，将能不能处理好“树木与森林”的关系，定位为“关系到纪律检查机关能否完成中央交给的目标任务”。
“树木”与“森林”的关系，简单理解，就是重点与一般的关系。那么，今后反腐的重点在哪儿？上述文章直截了当指向“三类人”：要重点查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
除了从原则上划出重点，在操作层面上，中纪委也给出了明确的“套路”：三种情况同时具备的是重中之重，必须马上严肃处理；有两种情况的要重点关注，抓紧处理；有一种情况也要认真对待，不能放过。
在中纪委看来，另外一个重点是班子：“班子问题最重要，不管是哪个地区还是部门，都要先分析掌握班子情况。”
这一思路在最近公布的2015年中央巡视组第一轮专项巡视反馈情况里得到了体现。在被巡视的26家央企里，除了中国电科、国电集团两家企业之外，其余均被直接指出了领导人员的违纪问题。
从领域来看，依然有反腐重点。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向本报表示，当前以央企、追逃追赃、军队等为反腐重点，这是在清理存量；而遏制增量的手段主要是抓早抓小，防线前移。
显然，“树木”与“森林”也是一种局部与整体关系。因此，“有点有面、点面结合，把查办腐败案件与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大局结合起来，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达到治“病树”、拔“烂树”、护“森林”的效果，已经成为纪委的反腐思路。
②
主体责任与监督责任并行
反腐渐转向常态化
2015年中央巡视组第一轮专项巡视反馈情况着重指出，被巡视央企的党组织主体责任履行不到位。因此，才有了诸如“重经营、轻党建，党的领导弱化”“管党治党不严”“对违纪问题处理偏轻偏软”“纲纪不张，软弱涣散”等表述。
专家表示，反腐倡廉和作风建设从来就不仅是各级纪委、尤其不仅是中央纪委的事，而是需要举全党之力进行的长期工程。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将压力层层传导、将责任明确和细化。只有这样，才能使反腐成为一个不可逆的常态化进程。
谁来负责？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指出，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
长期以来，由于体制和观念等方面的原因，各级党组织多多少少都存在“重业务、轻作风”的倾向，这在中央巡视组的历次反馈报告中都可以看出。各级纪委也如中央巡视组指出的那样，存在“不敢管”“执纪失之于软”的现象，甚至为了所谓地方形象而“瞒案不报”。
有分析指出，这样的局面不转变，反腐就无法治本。如果各级党委和纪委无法扛起份内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仅靠外界和上级的压力发现问题，这样的局面注定无法持久。
因此，如中纪委研究室理论研究处处长苏静所言，2015年，是反腐的“责任追究年”——不仅要推动主体责任的层层落实，而且会强化责任追究，尤其是要突出问责。
问责早已开始：此前1个月，在2014年中央第三轮巡视单位晒出的“整改清单中”，因下属党员干部的违法违纪问题，神宁煤业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和纪委书记被追责；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1名局级干部，则因对有关违纪案件存在主体责任履行不力问题，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在宁夏，近日出台一项规定，将主体责任的落实情况纳入基层党组织的考核，作为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在四川，在去年落实“两个责任”的基础上，又细化了各级纪委及人员的20项职责；而在安徽，此前出问题的省国土资源厅、省环保厅党组、纪检组和班子成员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也被追究。
有力度、有速度，有查处、有规章，以这样的节奏推进“两个责任”，反腐岂有放缓、“转向”的道理？
③
“破”与“立”结合
不敢腐态势正形成
4月26日，兰州军区联勤部原部长占国桥等3名军队高官被查，“老虎”数量破百。正在人们猜测反腐走向的时候，4月27日，中纪委宣布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王天普被查；6月6日，两名“军老虎”被查处的消息发布。“打虎”不停歇，中央的反腐决心不言而喻。
“‘老虎’、‘苍蝇’一起打。”已经成为中国老百姓熟知的一句话，除了 “打虎”，拍“苍蝇”也一刻没有停止：据统计，去年中纪委平均每天查处1.9人，除去节假日，日均查处人数达2.7人。
反腐势如破竹，但不只“破”，还有“立”——建制度、立规矩。“破”与“立”已经成为典型的反腐“辩证法”。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做好“破”和“立”这两篇文章。
早在2013年5月，《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公布，立制度从严治党迈出了重要一步。
3个月后，中央审议通过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 年工作规划》，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作为反腐败的国家战略和顶层设计。
2014年，中共制度建设节奏加紧且制度更加细密。
2014年1月，中央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该条例被视为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选人用人不正之风的有力武器。
2014年6月，中央审议通过《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党委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主体责任意识大大增强。
除此之外，对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参加社会化培训、配偶移居国(境)外等具体问题，都作出了明确规定。
进入2015年，6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首次将党组工作纳入制度化轨道。
“不敢腐的态势正在形成。”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戴焰军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但不能腐还要靠制度，制度建设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在戴焰军看来，制度建设应该合乎实际，并且十分明确；同时，在程序上要有严格的执行、监督、追究环节，防止制度成为“稻草人”。
④
反腐与改革互补
共同打破利益格局
反腐究竟会给中国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这是一个需要放在长时段内进行考量的话题。但至少从现在看，有两种说法是不攻自破的：“反腐影响经济发展”“反腐影响改革大局”。
专家认为，因为反腐和改革本来就相辅相成，反腐打破的利益格局，将为中国的改革推进进行良好铺垫，是中国改革的长期利好。
体现最明显的是国企。在被巡视组毫不客气地指出“近亲繁殖”“靠山吃山”“蚕食国资”“内部体制机制不透明”等问题之后，在有相关责任人被追究责任甚至移送司法机关之后，国企迎来了改革的契机。
例如，在中国船舶，巡视组指出，其内部物资采购尚未全面推行公开招标，竞争性采购严重不足，因而存在权力寻租的空间。为此，在其晒出的整改方案中，物资采购机制的全面改革、减少采购寻租空间和自由裁量权就成为重要一环。在今年第一批总计约6亿元的物资采购招标中，信息已经全部公开透明，各类物资最少有4家供应商、最多有20家供应商参与投标。
神华集团也以巡视为契机，推进总部管控模式改革，重新梳理工作流程，并探索施行权力清单制，最大限度减少以审批为主的事前控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项安波指出，是腐败而非反腐才是真正影响国企发展与改革的障碍。反腐是特殊时期清理国企发展与改革障碍的有效利器和特殊手段，治标为治本获取时间，为国有企业防腐倡廉制度化建设和健康发展创造条件。
类似的“反腐推进改革”的效应也出现在军队领域。在不断有“军老虎”落马的同时，军队体制改革也在不断进入深水区——从今年2月开始的全军财务大清查，到今年6月开始实施的全军工程建设项目和房地产资源管理专项整治，都切中可能滋生腐败的重点区域，“刮骨疗毒”地为军队现代化进程开路。
在政府和社会层面，反腐带来的改革效应同样显而易见。反腐震慑效应不仅是为了震慑，更是为了带来良好的政治生态；而党政层面的政治生态改革传导到社会层面——两年多来的餐饮、礼品、奢侈品市场从畸形繁荣到良性震荡再到探索转型，已说明了这一点。
(本版漫画来源：新华社、新华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