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策划“访民”滋事 接“单”收钱已成链条——翟岩民、刘建军等人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犯罪案件透视

“接活”范围不分地域　“庆安事件”亦在其中

落网后，翟岩民对自己的涉嫌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办案民警进一步侦查发现，翟岩民组织策划“访民”滋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仅2014年以来，翟岩民直接组织和幕后指挥各地“访民”“声援”滋事事件就多达9起，包括近日组织“访民”去黑龙江庆安火车站举牌“声援”“庆安事件”。

此次到潍坊的15名“访民”中，有14人参加了在庆安的“声援”。对此，翟岩民称，“这是我跟刘星商量的，让在庆安被拘留的人到潍坊去围观，给他们钱，算给他们作为一种补偿。”

翟岩民还交代了组织“声援”“庆安事件”的全过程：“庆安事件发生后，很多律师很快到了庆安。5月10日上午，刘星给我打电话，问我要不要组织一些人去庆安声援。我就给吴淦(网名‘超级低俗屠夫’，此前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诽谤罪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打电话，问他要不要找一些人去庆安声援。吴淦说，目前暂时还不需要，让律师先把庆安事件炒热了之后，才需要大批量访民去炒作和声援。”

律师刘建军在供述中说：“‘庆安事件’发生后，翟岩民叫我去哈尔滨会见两个涉及‘庆安事件’的被拘留者，后来因为手续不全没有见成。我本想接着去庆安，没买上票就没去成。第二天，听说去庆安声援的人被拘了，我有些胆怯，就给翟岩民打电话找了个借口回北京了。”

得知去庆安“声援”的访民被拘后，翟岩民派刘星去黑龙江了解情况。“我告诉刘星，到了庆安多注意点，不要让当地公安机关知道我们有一个庆安事件的协调群，不要让政府知道我们是有组织的。”

据民警介绍，为了“形成更大声势”，翟岩民先后组织5批次全国各地的“访民”前往庆安“声援”。事后，翟岩民在北京设宴，为这些“访民”“庆功”。

问及组织“声援”活动的经费来源，翟岩民说：“每次有声援活动的时候，我们会在网上进行募款，然后我会问各地的访民谁想去声援，去的人都能得到一些报酬和补助。律师群体也会给我们一些钱，我会把这笔钱分给去声援的人，自己留下一些钱。”

山东青岛籍的女“访民”李某香，就是在庆安火车站前举牌“我是访民、向我开枪”的那名女子。其举牌的照片被境内外网站大量转发，将警察依法开枪制止暴力袭警的正当执法行为演绎成“警察枪杀访民”，煽动网民情绪，误导网上舆论，引发对中国政府的批评和攻击，严重损害了国家形象。这次，李某香刚从庆安结束治安拘留，就参与了潍坊的“声援”活动。她说，自己没有工作，去各地“围观”“声援”是主要收入来源，前不久去庆安就领到了600元。

另一名“访民”李某立说，自己在保定长期打零工，这次正好家里没什么事，在微信看到这个信息就来潍坊了，“来之前也不知道什么事，实话实说就为俩钱。可能是上次去庆安声援的钱没给够吧，这次是把钱给我们的。”

李某立进一步交代，“以此为生的访民并不少。他们经常见面，一叫就去了。”他们在北京有时候一天要做好几个事，经常去国际组织驻华机构、大使馆、政府、法院什么的，这不是什么秘密。

办案民警告诉记者，这些犯罪嫌疑人已经形成了分工明确、组织严密、利益共享的有组织犯罪团伙。一些人将此作为谋生之道，只要有人出钱，无论天南海北，无论案件事实如何，他们都会赶去“声援”，并在境内外网站上传播，目的就是制造国际影响，借此向事发地有关部门施加压力，从而干扰事件处理或案件判决。来潍坊之前，他们本来还接了另一单“活儿”，打算在潍坊完事后，南下广州“声援”当地一起“冤案”。

刘建军供述，他们去各地“声援”的做法已经很熟练，有人出钱，有人组织，有人举牌，有人拍照上网扩大影响。“比如说，‘人民有权监督司法’，几乎每次都是固定的这几个字。”

对于这些访民“快闪”式、“一日游”式的“声援”，贾某某如今后悔不迭，她感觉自己花钱请来的“能人”和“访民”，根本不关心她丈夫的案件，拿了钱之后出工不出力，只是打着“声援”的旗号谋利而已。“我也认识到做这件事不正确，违反了法律，会造成扰乱社会秩序。应当通过正常渠道反映诉求。”

记者了解到，这一涉嫌有组织犯罪团伙对外号称“维权”，其中一些人却连自家的老人小孩都不闻不问。如翟岩民，家有90多岁的老父亲，却没有尽人子之孝，整日忙于组织“访民”承接各地“声援”业务;又如“老道”刘星，他生有8个小孩却不抚养，将其中4个未成年子女甩给当地政府，自己长期滞留北京纠集“访民”滋事收钱为生。

连日来，一些犯罪嫌疑人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深刻反思，表示愿意认罪悔罪。

翟岩民承认，自己的做法严重干扰了司法机关正常工作，扰乱了社会秩序，造成了恶劣社会影响，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深深地忏悔、深深地懊悔，追悔莫及”。

谈及庆安事件，翟岩民称，有关部门已经做了严肃的调查，说清了事实真相，“我坚决相信调查结果”。他也认识到，到庆安火车站闹事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是违法行为。

“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本应该捍卫法律的尊严、维护社会公共秩序，表达诉求的方式应该以程序合法为前提，然而自己却采用了违法手段，还引导其他人为了诉求，用违法方式向政府施压。这违反了国家法律规定，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我很后悔，以后再也不做这种事了。”刘建军充满悔意。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