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盲人考生王香君（左）在母亲的陪伴下来到合肥世界外国语学校考点查看考场信息。今年18岁的王香君是安徽省艺术职业学院音乐系中专部的学生，从小热爱钢琴的王香君希望通过高考能在音乐的道路上继续深造。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摄
编者按
从恢复高考后到2013年，有6000多万大学毕业生走出校门，他们每个人的汗水和智慧汇聚在一起，改写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命运，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一个时代的走向。
所有的这些改变，最初起始于1977年的那一场考试。也许，高考前的通宵复习，曾折磨得你难以承受，也许，最终的放榜结果，不可能人人满意，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一种相对权威和公平的人才选拔方式。
30多年来，不断完善的高考制度，以及其背后的一整套考试招生体系，对提高教育质量、提升国民素质、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和国家现代化建设，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当下，社会成员终身学习通道正在被逐渐拓宽，高考“一考定终身”的格局也已经被打破。随着高考改革的逐步推进，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将更加有助于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多样化高素质人才。
今天，2015年全国高考开考，942万考生步入考场。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每十万人口中，只有615人接受过大专以上教育，那一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代大学生，刚刚走上工作岗位。在后来的30多年里，他们中的许多人，成长为国家建设的骨干力量，现在，他们陆续到了退休的年纪。
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我国每十万人口中，有8930人接受过大专以上教育，是1982年的14.5倍，并且，这一数字还在逐年增加。那一年的毕业生，如今已经步入而立之年。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2013年，我国各级高等院校本专科招生总数超过8000万人，高考，改变了这8000多万人每一个人的命运。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高考故事，而每一个高考故事的背后，映射着时代变迁。
高考意味着“回城”
时间：1977年至1979年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数：27.3万，40.2万，27.5万
参考者：吴滨，福建人，现为福建省某机关干部
关键词：恢复高考
再过几个月，吴滨就要退休了。“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现在的吴滨，是机关里的处级干部，而他高考前工作的单位，早已倒闭。
1969年，吴滨随着父母下放到了福建闽西山区，高中毕业后，他只能去当知青。1976年，他到了当地一家部队建制的机械企业当工人，企业里有3000多名职工。“住草棚，屋顶上铺着毛毡，企业离市区几十公里，生活、娱乐设施都极差。”
吴滨以为，自己可能一辈子就在这里了，他凭着文笔，成了厂里的通讯员。虽然做梦都想上大学，但也只能拿起书自己看看。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在工厂里“炸开了锅”，“从得到消息到高考不到半年时间，当时连课本都借不到！”吴滨说。他的父母已经调回福州，到处托人找复习资料，最终通过上海的亲戚才买到了一套。“在当时千金难求呀！”
“白天要上班，晚上点着煤油灯，没看几页书，上下眼皮就打架。准备考试的人很多，有的上半夜复习，有的下半夜，刚好资料可以一起用。”吴滨说。山区蚊子多，他们把脚泡在水桶里，不仅防蚊子，还能清醒提神。“工资只有18元，扣完伙食费，其余全部用于文具和营养品。”
第一年，一心想当科学家的吴滨报的是理科，分数上线了，还参加了体检，但最终落榜。第二年，吴滨更加勤奋，“连最喜欢看的电影都不看，除去上班，所有的时间我都不轻易放过。”结果连分数线都没有达到，
1979年，高考形势大变，过去以“老三届”为主的考生队伍，变成以应届生为主，招生人数也减少了13万。“我们跟应届生比，基础差太多。”吴滨改考文科，如愿考上，并成了全厂的文科状元。
“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吴滨说，当年他所在的企业早已倒闭，没有高考，现在的命运可想而知。“高考还是一种‘精神’，让我明白，人生要有目标，同时还要有毅力，坚持下去一定会得到回报的。”
高考意味着“吃商品粮”
时间：1982年、1983年
普通高等院校招生数：31.5万，39.1万
高考人：李建功，河南人，职业教育学校校长
关键词：城镇户籍，干部身份
李建功至今记得，自己被录取后父亲的狂喜，一向少言寡语的父亲把他抱在空中，荡了一圈，激动地说：“我家出了状元了！孩儿啊，你以后就是吃商品粮的人了。”小脚的祖母则跌坐在了门口，激动地泪流满面，喃喃道：“俺孙子出息了……”“从来没有见过祖母这样幸福地流泪。”李建功说。
李建功是农业户口，在上世纪80年代初，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有很大区别，城镇户口能吃商品粮，享受一定待遇，工作往往也是“铁饭碗”。对于农村子弟来说，高考，是拿到城镇户口的仅有机会。河南是农业大省，人口众多，高考就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桥，为了一口商品粮”。
刚开始的时候，李建功并没有考的勇气，因为高中毕业已经好几年。当时，他在县里的粮店做搬运工，看到几个同事考上了，于是决定参加。
1982年李建功第一次参加高考，书揣在裤兜里，白天搬粮袋的间歇、吃饭的间歇、还有晚上的时间，都用来“见缝插针”复习，但还是没有通过预选，第二年，“卷土重来”的他通过了预选，拿到了高考资格。
从预选到正式考试有一个月的时间，李建功干脆辞职复习。“那段时间，我早晨四点半起床，到学校操场上跑几圈，然后拿上书，坐下来背诵。”早晨，空气清新，一边读书，一边看着树叶晃动在地上留下的斑驳，李建功现在想起来，依然觉得那是件极惬意之事。最终，他被省城的师范学院录取。
毕业后，李建功被分配到市政府工作，在第一批公务员下海潮中，他当过房地产开发商，后来又成了职业学校校长。有时候李建功总在想，从师范学校毕业到最后回学校教学，就像轮回一样。“三十多年过去了，那一年的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也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今年，我的学生也要参加高考。不知道多年之后，当他们再回忆今天，会是怎样的记忆？”
如今，“商品粮”一词已经走入历史，随着职业教育体系的不断健全，高职单招试点正在有序推进，越来越多的考生，已经把职业院校，作为自己的报考志愿。
高考意味着“不再穷下去”
时间：2000年
普通高等院校招生数：220.61万
高考人：张俊，湖南人，创业者
关键词：扩招
“那一刹那，你觉得人生有点戏剧性的。”
2004年，本科毕业的张俊，到广东富士康所属工厂做一线管理。上班第一天，他就在生产线上发现了高中同学王某。两人毕业于湖南一所有着“高考工厂”之称的高中。“她是班里唯一没有考上的，我则是倒数第二名。”
张俊一直是“淘孩子”，学习成绩欠佳，初中毕业只能上职高。“我爸没出声，抽了一堆烟，”张俊家在山区，耕地少，父亲身体又不好，家境贫寒。后来，他的父亲去求远房亲戚帮忙，借了一万元择校费，把他送进了高中。
“按照我的成绩，考大学是没希望的，但我爸也想不出来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不再穷下去了，读书在当时是唯一的路。”当然，这一万元，对于贫寒山区农家来说是天价债务。
高中三年，张俊的成绩一直是“后进军团”、“刚开始还觉得对不起爸爸，努力学，但大家都努力，也没什么效果。”但是，“扩招”眷顾了张俊。
1999年，我国高校开始第一次扩招。1998年，高招录取人数为108万人，2000年则增至220万人。
“我的大学是捡来的。”张俊的录取通知书让父亲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他可能觉得我能跃出苦的‘农门’了。”
2004年，大学毕业生已不再分配工作，毕业于理工院校的张俊同样南下打工。去广东，是湖南、四川青年的主要选择。只不过，大学生到工厂是当干部，高中生只能做操作工。与倒数第一名在流水线上戏剧般相聚，两人激动而又尴尬，但身份已经是天壤之别。
曾经的“淘气孩子”，工作后一样闲不住，在富士康工作几年后，张俊很快利用电气专业知识，创立了一家电气工程公司，两三年后资产达到千万元。后来，他被一次拖欠严重的三角债拖垮，血本无归，很快又二次创业，创立了一家服装外贸企业，如今经营得风生水起，产品远销欧美，并且持有自有品牌。
“淘气孩子就是能折腾，最多就是失败，不怕失败。”张俊坦言，“高考把我带到了这个充满机会的世界，它只改变了当时的境遇，但并不意味着永久改变。如果我没考上大学，我还会创业，现在农村创业成功的比比皆是。”
高考意味着“到北京”
时间：2001年
普通高等院校招生数：268.28万
高考人：孙光，黑龙江人，中信高级经理
关键词：素质教育，3+X
1999年，《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发出，那时孙光还是哈尔滨第三中学高二学生。这所中学因推行素质教育而知名，歌手李健毕业于此。李健和孙光一样，都曾是中学艺术节的“焦点人物”。
1998年，高一时的孙光在音乐鉴赏课上迷上了帕瓦罗蒂，从此拜师学男高音。“高二时，听说有文艺特长加分，抱着试一下的想法，我到清华北大踩点儿。”2000年春节前，孙光第一次到北京。1月的哈尔滨，孙光要穿两条棉裤，而北京只用一条秋裤。“那一刻，我就想一定要到北京上大学。”
为了得到录取机会，2001年1月，孙光分别参加了北大、清华、人大、原北方交大的艺术冬令营。后来原北方交大给了他降分政策。
那一年恰好是“3+X”改革的推广年，推广省份包括黑龙江。“高考每一步改革，对于第一年赶上的考生来说，彷徨感最大。” 每天早上6点起，夜里12点睡，备考的日子，支持孙光坚持下来的，就是北京冬天里的那份温暖。
最终，孙光以录取成绩第二名考上了。“没用上特长加分，但艺术素质教育也让我的人生不一样了。高考至少是一次较为公平的较量。有了高考，我才有机会来北京。”
孙光在大学里参加了央视的比赛，室友们也因他的特长而喜欢上了歌剧。尽管从事金融工作，但他总觉得艺术教育受益匪浅。
从今年开始，高考的体育、艺术等特长生加分被取消。
高考意味着更多选择
时间：2014年
普通高等院校招生数：698万
高考人：周思含，北京师范大学学生
关键词：自主招生
关于去年刚经历的那两天高考，周思含的记忆是这样的：数学考完有些人哭着走出来、全部科目还没考完就有人撕书……
周思含保持了轻松的心态，因为她参加了自主招生考试。“我们文科实验班18个人，有十个人都参加了自主招生考试。”参加自主招生考试就多了一道保险，按照协议要求，许多人只要过了重点线就可以上心仪的大学。
周思含在高考中超常发挥，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她的两个同学虽然发挥失误，但仍依靠着自主招生协议，进入了预期学校。
这样皆大欢喜的结局在几年前很难出现，周思含的高中班主任告诉她，过去全校分到的名额只有四五个，只能照顾到最优秀的学生，而非真正有特长的学生。
现在的周思含，正在读大一，每天的生活被课业、学生活动、志愿服务挤满。被问及是否适应大学生活时，她的笑容一下被点亮，“太适应了，我都一点儿不想家。”她说。
本报记者 吴铎思 赵剑影 罗娟 于宛尼 本报实习生 黄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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