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白皮书：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

新华网北京4月15日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5日发表了《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白皮书。全文如下：

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

（2015年4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目录

前言

一、旧制度必然退出西藏历史舞台

二、新西藏走上了一条正确发展道路

三、“中间道路”的实质是分裂中国

四、“和平”、“非暴力”的假象

五、中央政府对十四世达赖的政策

结束语

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各民族形成了休戚与共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一员。西藏的命运始终与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

历史上，藏族人民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和文化，为丰富和发展中国历史、中华文化作出了贡献。但是，直到20世纪中期，西藏仍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之下，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社会保守封闭、衰败落后。

西藏真正步入现代文明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改革开放等重要发展阶段，西藏不仅建立起全新的社会制度，而且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西藏走上今天的发展道路，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顺应了人类社会进步潮流，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符合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在这条道路上，西藏各族人民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西藏实现了由贫穷落后向富裕文明的跨越，以崭新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西藏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共同创造幸福美好新生活；西藏以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积极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

西藏发展进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说明西藏走上的发展道路是正确的。但是，长期流亡海外、代表封建农奴主阶级残余势力的十四世达赖集团，出于“西藏独立”的政治目的和对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眷恋，在长期推行暴力“藏独”路线遭受失败后，这些年又大肆鼓吹“中间道路”。“中间道路”貌似“妥协”、“折衷”、“和平”、“非暴力”，实则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走上的正确发展道路，企图在中国领土上建立由十四世达赖集团统治的“国中之国”，分步达到实现“西藏独立”的目的。

一、旧制度必然退出西藏历史舞台

20世纪50年代，当奴隶制、农奴制、黑奴制已为现代文明所彻底唾弃之时，西藏社会依然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之下。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粗暴践踏人类尊严，严重侵犯基本人权，根本阻碍西藏社会发展，完全背离中国和世界进步潮流。

——政教合一，神权至上，神权政治的典型代表

在旧西藏，神权至上，政权庇护神权，神权控制政权，神权与政权融为一体，共同维护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封建领主的统治。据统计，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共有寺庙2676座，僧众114925人。僧众人数约占男性人口的四分之一，其比例远超欧洲中世纪神职人员，世所罕见。

在神权政治下，宗教被封建农奴制玷污，寺庙并非单纯的潜心礼佛的清净之地，而是集开展宗教活动、控制一方政权、实施经济剥削、囤积武装力量、进行司法审判等功能为一体的统治堡垒。有的寺庙内部私设公堂，不仅有手铐、脚镣、棍棒，还有用来剜目、抽筋的残酷刑具，惩罚农奴手段极其残忍。现存的20世纪50年代初西藏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致热布典头目的一封信内记载，一次，为了给十四世达赖念经祝寿，下密院全体人员需要念忿怒十五施食回遮法，“为切实完成此次佛事，需于当日抛食，急需湿肠一副、头颅两个、多种血、人皮一整张，望立即送来”。寺庙领主在三大领主中放债最多，约占总额的80%。

由于大量人口不从事生育和生产，并且成为神权政治压榨的工具，导致社会资源严重匮乏，人口增长长期停滞。据19世纪中期成书的《圣武记·西藏后记》记载，清乾隆二年（1737年）理藩院汇造西藏达赖、班禅所辖地区，共有喇嘛31.62万人以上，而当时西藏（不含今昌都地区）共有人口约109万。到20世纪50年代初，西藏人口依然徘徊在100多万，200多年间几乎没有增长。

利用宗教加强对社会的控制，是神权政治的突出特点。原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官员、20世纪40年代在西藏工作的著名藏学家李有义在回忆文章《西藏，神秘的和不再神秘的》中感叹道：“西藏的农奴遭受着如此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他们为什么不起来反抗呢？我也向农奴问过这个问题。不料他们的答复却是‘第，赖哉’，意为这是业果。他们相信今世受苦是前世造了孽，今世受苦才能洗净罪孽，下世就能转生到更好的境界。这就是喇嘛对他们的教导，而藏民是坚信不疑的。”在李有义看来，正是这种思想控制，使“农奴一生一世都是为未来积累功德，贵族用鞭子抽他们，他们还以为是在为他们洗罪呢！”

亲历西藏的英国人查尔斯·贝尔在《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说：“你下一辈子是人还是猪，难道对你没什么关系吗？达赖喇嘛能保你投胎成人，当大官，或者更好一些——在一个佛教兴盛的国度里当大喇嘛。”他进而指出：“毫无疑问，喇嘛采用了精神恐怖手法以维持他们的影响和将政权继续控制在他们手中。”

——等级森严，践踏人权，封建农奴制在东方的最后堡垒

1959年以前的西藏，仍然保留着封建农奴制。法国旅行家亚历山大·大卫·妮尔1916－1924年间曾先后5次到西藏及其周边地区考察。1953年，她出版了《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对旧西藏的农奴制有过这样的描述：“在西藏，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在他们中间很难找到一个已经还清了债务的人。”“为了维系生活，农奴不得不借钱、借粮、借牲畜，支付高额利息。然而，来年的收获永远还不完膨胀的利息。”“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他们只好再借，借口粮，借种子。……如此下去，年复一年，永无完结，直到临死的时候也不能从债务中解脱出来，而这些债务就落到了他儿子的身上，可怜的儿子从刚一开始种田生涯起，就受到这些祖传的债务的压榨，而这些债的起源早已是遥远的过去的事了，他根本不知道这从什么时候说起。”“这些可怜的人们只能永远待在他们贫穷的土地上。他们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一年更比一年穷。”

在封建农奴制下，人被划分为等级。在旧西藏通行了数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明确将人分成三等九级，将森严的等级制度法律化。法典规定：“人分上中下三等，每一等人又分上中下三级。此上中下三等，系就其血统贵贱职位高低而定”，“人有等级之分，因此命价也有高低”，“上等上级人命价为与尸体等重的黄金”，“下等下级人命价为一根草绳”。

落后的封建农奴制以及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使旧西藏成为一个贫富分化极其悬殊的社会。至20世纪50年代末，占西藏人口不足5%的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几乎占有西藏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河流、河滩以及大部分牲畜。据统计，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有世袭贵族197家，大贵族25家，其中居前的七八家贵族，每家占有几十个庄园，几万克土地（15克相当于1公顷）。十四世达赖家族占有27座庄园、30个牧场，拥有农牧奴6000多人。十四世达赖本人手上有黄金16万两，白银9500万两，珍宝玉器2万多件，有各种绸缎、珍贵裘皮衣服1万多件。而占西藏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则一无所有，处境悲惨，毫无人权可言。对这些人，西藏有民谚称：“生命虽由父母所生，身体却为官家占有。纵有生命和身体，却没有做主的权利。”

——封闭落后，远离现代文明，绝非想象中的“香格里拉”

20世纪30年代，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在《消失的地平线》一书中，描绘了梦幻般美妙绝伦的人间乐土——“香格里拉”。此后，追寻“香格里拉”成为许多人的梦想，有人甚至把西藏视为“香格里拉”的原生地。然而，这只是人们的善良愿望，旧西藏根本不存在“香格里拉”。

旧西藏的落后从以下情况可略窥一斑：直至1951年和平解放时，西藏没有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学校，青壮年文盲率高达95%；没有现代医疗，求神拜佛是大部分人医治疾病的主要办法，人均寿命只有35.5岁；没有一条正规公路，货物运输、邮件传递全靠人背畜驮；仅有一座125千瓦的小电站，且只供十四世达赖及少数特权者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