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简陋“大学”：“工人大学”帮打工者找尊严

改变不利现实，首先需要工人自身意识到

4月的一个早上，教室里有些昏暗，阳光还没有照进来。学员们已早早坐在教室，等候讲师的到来。

这堂课的讲师，是北京大学一名志愿者。他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带进课堂，试图让这些工人明白什么是商品、货币、价值、可变资本。

一系列复杂的概念让学生们不知所措。但当志愿者提问“老板会用什么方式让你们多干活”时，课堂一下子活跃起来。

“把工作时间定得很长”，“生产线上不让说话”，“把基本工资压得很低，让你不得不加班”……学生们开始分享自己的打工经历。

志愿者很快在凸凹不平的黑板上画了一个图。“加班看似多给你工资，但是你还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所以工资等于没变。”他解释道。

像这样的“启蒙课”还有很多。

在工人大学毕业一年以后，黄林峰仍然能记得吕途在上课时讲过的亲身经历。

那时她在一家台资工厂体验工作，劳务派遣公司的人从来没有做过自我介绍，“随便是谁都可以吆喝我们”。到了车间以后，“车间主任挑人的时候，感觉自己像是集市上的商品，让别人看看新鲜不新鲜，形状合适不合适”，“工具只要能用就可以，只需要知道品种，没有具体的名字”。

“这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世界。”吕途总结。

黄林峰深受启发。“以前在工厂里边管理者总是不喊我的名字，我都习以为常了，现在吕途老师说了，这是对我故意的贬低。”他说。

毕业回到深圳后，黄林峰再次成为流水线上的工人。

这是一个他曾经无比厌恶的地方。“感觉自己不像个人，没有自己的思想，想和旁边的人说说话，都不允许”。除了机械的手部动作，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在心里唱歌给自己听。

但现在，他不一样了。

2014年年底，黄林峰希望辞去工厂工作回家休息一段时间。按照惯例，他首先需要车间主管开出辞工单，才可以办理后续手续。当时正值年底用人紧张之时，辞工单被主管扣着不发。

“在工人大学那里我才知道，辞工单可以自己写。工厂说没有收到辞工单，我就用快递寄给他。”他回忆道。

于是，他就越过车间主管，自己写好辞职单并用快递发给公司有关部门，顺利辞职。

车间主管很生气，“都像你这样工厂还怎么开”？但黄林峰想着要把这个点子告诉更多工友。

“现在的打工者普遍面临的问题是，家乡已经很难回去，待在城市里又必须不断地打工，很痛苦。”站在工人大学破败的教室外面，孙恒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是一个不利的现实，但改变它首先需要工人自身意识到，如果自身都不觉得有问题，就只能一直忍受下去。”

行动才是最有力的武器

上午将近3个小时的讲授后，孙恒决定做一场测试，“看看大家会不会发现问题，并利用手头的资源解决问题”。

19个人的班级被分为两个小组，要求找出校园内存在的一个问题，并解决它。

其中一组把目光锁定在厨房门前的泔水桶和满地的垃圾上，他们找来铁锨和扫帚，开始清扫。另一组的同学则着手整理杂乱不堪的图书室。

“你们做的这些都是非常微不足道的小事儿，但是要记住，行动才是最有效的武器。”一个小时的测试结束，孙恒总结道，“我们现在只是改变一个小的世界，但大的世界不就是无数个小的环境组成的吗？”

在工人大学，小的改变一直在发生。

盘成芬是第一期毕业生。出生于1986年的他刚满18岁就到深圳打工，梦想着工作15年，交齐社保后留在这座城市。

这个来自湖南永州的小伙子“总是觉得工厂不好”，换了许多工作，仍看不到出路。2009年，他被工厂辞退，再没找到其他工作。梦想破灭了。他想回到家乡，但家乡的房子倒了，只好在城市里待着，“看有什么机会”。就在这时，他看到了工人大学的宣传，决定北上学习。

在这里，他听到了孙恒创作的歌曲《打工打工最光荣》。歌中唱到：“我们是新时代的劳动者，我们是新天地的开拓者，手挽起手来肩并着肩，顶天立地做人……”

“以前我一直很自卑，拼命想反抗却不知道怎么办。”盘成芬说，“后来我明白，高楼是我修的，这条路也是我修的。即使老板不给我工资，我也知道城市里有我创造的价值。”

除此之外，他还在工人大学接触到全国各地服务工友的机构、志愿者，“有时候很开心，有时候想哭”。

在吕途讲授的“社区调查方法”课上，盘成芬第一次知道工人的生活可以用一些方法记录下来，传递下去。“整个人好像展开了一样，以前是个只会干活的人，现在会思考，不只思考自己，还思考整个工人群体是怎么样的。”盘成芬说。

23岁的黄林峰，在听了社区调查的课程后，奔赴佛山，调查当地留守儿童现状。“以前觉得父母出去打工，孩子留在家很正常啊，现在才知道原来留守儿童也有很多心理问题需要解决。”出生在江西赣州的黄林峰告诉记者。

“现在的工人群体面临很多问题，我们往往首先想到希望国家和社会作出改变，但每一个个体都是有选择的，你应该清楚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人。”吕途说，“没有个体的觉醒就没有群体的觉醒。如果更多人去实践和创造的话，可能从底层有一种反作用。”本报记者 陈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