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简陋“大学”：“工人大学”帮打工者找尊严

“工人大学”帮打工者找尊严

这恐怕是北京市最简陋的一所“大学”了。

这所被称为“工人大学”的学校，隐藏在繁华闹市数十公里外的平谷区张辛庄小学里。杂草和学生种的葱点缀着这十几亩的废弃校园，操场的水泥地上只有孤零零的一座篮球架。村里广播中的流行歌曲，常常不合时宜地飘进正在上课的教室。

低矮屋子里坐着的19名同学，是学校的全部学生。他们中绝大多数是打工者。除了1名大专毕业生和4名高中生外，其余人只有初中和小学的学历。

在为期6个月的时间里，这些“工人大学生”，不仅要学习电脑维修和软件使用等知识，还要学习包括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在内的一系列社会文化课程。截至目前，工人大学已培养200余名学员。

“学校通过每天的课程、劳动、分享，让工友们看到更多可能性，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有尊严地活着。”工人大学的创办者孙恒告诉中国青年报社记者，“同时希望学员能把公益精神发扬光大。”

他们看不到出路很痛苦，只有选择逃避

村里的广播在6：50分准时响起。校园生活从此开始。半个小时的晨跑结束后，就是一天的课程。

4月10日的第一堂课，由孙恒讲“社会资源”。黑板上写满矿、树林、水等各种物质资源。临近尾声，他转身写下两个大字：思想。

“什么是思想？什么是精神？人和人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区别就在于思想。”孙恒缓缓地说，“现在是一个精神信仰缺失的时代，所以你要问问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么？”

不过，学员对此并无太多反应，有几个学员只是点点头。

孙恒给学员提出的，是一个颇让人尴尬的问题。

学者吕途对此深有感触。她访谈过上百名打工者，也在两家工厂体验过。她发现，孙恒提出的问题，不少打工者甚至都没有概念。打工者往往把大量的休息时间，用在游戏、煲电话粥上。

“现代社会看起来好像给了新生代打工者更多的自由，但他们只有从这个工厂到那个工厂的自由，他们看不到出路很痛苦，可是人总得要过啊，于是就只有选择逃避痛苦。”吕途说，“不是大家不去想，而是社会不给他们机会。”她把自己访谈的内容，整理成了一本书，名字就叫《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

吕途是孙恒的妻子，也是工人大学一名研究者。她把讲述打工者历史的课程带进教室，并鼓励大家写下打工过程中的感受。

大小各异的纸片呈上来，几乎全是苦闷。

“上学的时候教科书总是说，中国工人农民最光荣，步入社会的时候，社会现实总是说农民工、外来务工人员是弱势群体。光荣的工人怎么会沦落到弱势群体？”一位同学写道。

孙恒也有如此苦闷。1998年，23岁的孙恒辞去河南一所中学的音乐老师教职，带着吉他，卷上铺盖，坐着农民工专列到北京闯荡。

他做过推销员，当过搬运工、送水工。当他鼓起勇气，到唱片公司推销自己的歌曲时，遭到嘲笑。后来，他就四处流浪，以唱歌为生。在行走中，这名“打工歌手”渐渐明白了现实的残酷。

这正是孙恒创办工人大学的起点。他将中国庞大的打工者群体，称为“新工人”。他“希望搭建一个文化教育平台”，让新工人在平台上能清醒认识到自身的价值。

“大家对这个称呼特别喜欢，过去成为工人是一种梦想，加了一个新之后，带了过去美好的东西，又代表在新时代，要创造新的东西。”吕途说，“‘农民工’给人一种永世不得翻身的感觉。”

2010年，富士康发生14连跳事件，对孙恒触动很大。他演讲时，总是喜欢在幻灯片里放上一张跳楼事件发生后，工厂在职工宿舍楼外加防跳网的照片。

“问题发生后，人们总是从外部寻求补救措施，甚至求神拜佛，却没有人关心工人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孙恒语气中带着愤怒。

为了让工人更好地了解自己，在设置课程时，孙恒有意增加了关于共和国历史和打工者历史的内容，还包括介绍团结经济工人合作社的课程。

除此之外，工人大学的招生简章里，“师资力量”一栏已经列出了一串长长的名单，除了孙恒和吕途教授的课程外，中国乡村建设规划院院长李昌平，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刘忱，以及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梁鸿在内的专家学者，也会偶尔来到这所看起来荒凉的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