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有责任感的“质量型智库”

从中国转型发展的历程来看，在伴随着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过不少问题。必须看到，有时候我们对一些国际国内事务的处理仍是响应型、反应型、被动型的，而非前瞻型、主动型的，无法从容应对甚至“先发制人”。这就说明政府管理者对相关领域的知识储备不足，对即将发生的情况与可采取的战略缺乏有效研判。

和地震等自然灾害不同，很多社会问题可以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与判断。当然，没有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不交学费，但我们可以通过知识储备扩容而少交一些，甚至不交。每个国家社会转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问题，但绝对不能出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种“颠覆性错误”。要避免这种错误进而把失误降至最低，就需要提升政策科学性。

除了政策制定，政策的实施也依赖于决策科学性。怎样在政策实施之前预先征集民意，广告周知？如何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有效沟通，真正令民众受惠？都需要发挥智库作用。我们倡导决策科学，不只是说技术上具有科学性，更要用科学的、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实现决策。在现代国家治理方式下，民主法治国家的任何一项政策都需要知识与智慧的支持，否则很难有合理性、合法性。

无论是从中国自己社会层面、国家层面的转型，还是国际层面的转型，都迫切需要科学决策，需要高水平智库提供知识和智能。

●记者：正是因为需求巨大，所以“智库热”在中国迅速掀起。中国应有怎样的智库格局，智库发展应注意哪些问题？

郑永年：有人统计，中国已经拥有2000多家智库了，这个数目看起来相当可观。但是，这其中有多少智库拿出过或者拿得出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呢？有没有像美国兰德公司、布鲁金斯那样有名的智库呢？答案似乎并不乐观。

智库，其核心还是“智”，而我们现在的很多智库，却是有库无智。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智库建设绝不能变成为了建而建，盲目扩张、蜂拥而上，否则会带来一系列乱象和负面作用。其中最可能的就是同质化研究，选题和着眼点千篇一律，说不出新东西，没有附加值。互相之间没有分工，更不讲合作，甚至出现恶性无序竞争。

智库一定要体现出专业性，高端智库一定是质量型智库。中国现在应集中力量培养一定数量的重点智库，办成高水平、国际知名的顶尖智库，产生示范效应，进而带动其他智库发展。虽然美国智库数量很大，但很多智库也实力一般，我们不要跟他们比量，而是要瞄准其中的高水平智库，和这些顶尖智库比政策贡献力，比社会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