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爱护眼睛一样保护环境

四川攀枝花市市长张剡代表

对症下药有效治霾

攀枝花作为典型的资源型城市，环境污染一度比较严重。这些年，攀枝花大力发展以钒钛资源综合利用为主体的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同时全面加强污染治理，近10年累计削减二氧化硫近5万吨、烟粉尘5万余吨，全市多年未出现中度及以上污染天气，环境空气质量和城市生活品质得到大幅提升。

从攀枝花生态建设的实践看，治污如同治病，关键在于找准病灶、对症下药。一是要着眼源头防控，优化能源结构。大力发展和推广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提升车用成品油质量，提高机动车排放控制标准，全面推广低能耗、高产值的绿色技术，对煤炭进行清洁利用、减少直接使用。二是要强化全程管控，依法治霾。国务院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这是我们开展环境保护工作的有力武器。三是做好市场引导，注重发挥价格、税收、补贴等的激励和导向作用。自上而下，逐级采取“以奖代补”方法，促进地方政府有效治霾。

（本报记者 徐 隽 张 文）

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苏华委员

加强秸秆禁烧综合利用

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每年至少约26%的秸秆被焚烧或废弃，不但浪费资源，污染空气环境，还破坏了土壤结构，造成农田质量下降。

建议尽快建立完善秸秆收储转运体系。综合利用税费、信贷、土地等优惠政策，以财政投入为主体，政府和企业共同投资建设集秸秆打包、收储、转运等功能于一体的收储转运站，在县城、重点集镇周边布设秸秆收购网点。政府安排专项资金，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秸秆收储运技术和设备的研发与推广。扩大财政补贴的范围和力度，推动秸秆就地还田、就地收集、集中储运，从秸秆产生的源头开始做好秸秆还田和收集工作。推动秸秆综合利用的产业链建设，建立健全秸秆作为原材料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形成秸秆原料有序收集、储运、科技成果转化、商品化开发生产的产业链条。

（本报记者 赵婀娜）

桂林电器科学研究院董事长陈仲代表

加大对农村治污的投入

近年来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出现了很多污染严重的作坊式企业。此外，由于城市环保门槛的抬高，一些高污染企业开始转移到城乡结合部或农村，加剧了农村污染。从调研的情况来看，由于农村的污染处理条件非常差，大部分污染物都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进入了河流、土壤，所以农村的污染情况相较城市更为严重。

从整个治污投入来看，配置不合理的现象非常明显。财政对城市的倾斜更多，而农村则处于治污投资的空白区或弱势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相较城市，农村面临的问题更多更严重，却没有享受到更优惠的政策、更有力的扶持，会造成老少边山穷地区生态与经济社会发展速度的不断下滑甚至倒退。因此，建议加大对农村治污的投入。

（本报记者 白之羽）

内蒙古蒙草抗旱研究所所长王召明委员

环保要善用“加减法”

环境问题在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也同样经历过。近年来，党和政府加大力度治理和保护环境，出台了史上最严环保法及系列法规，大力削减“三高”企业数量，改变经济发展方式。

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中找到平衡，善用“加减法”。一方面，要结合国情，保持适度的经济发展规模。我们不可能简单地以牺牲经济、就业等“减法”来搞环保，应该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发展经济、实现转型，变环境危机为转型发展机遇。另一方面，要以“加法”来实现经济和环保同步发展。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在发展中用科技创新的力量去解决。“加法”的关键在科技创新。有些过剩产能和过度污染企业应该进行“关、停、并、转”，但这个过程应该逐步在市场环境中实现，不能用行政命令去“一减了之”。只有化危机为动力坚持科学发展，这样才能实现环境和经济同步发展。

（本报记者 丁志军 胡妍妍）

绿色发展

生态环保贵在行动、成在坚持，我们必须紧抓不松劲，一定要实现蓝天常在、绿水长流、永续发展。

——摘自政府工作报告

安徽铜陵市委书记宋国权代表

环境建设促转型发展

当前，环境建设已经成为推动文明创建、促进转型发展的突破口，成为改善民计民生、凝聚发展合力的“催化剂”。一个地方的人居环境和城市形象提升了，现代文明理念和科学发展观念也就得到了有效传播和确立。

铜陵市发展中生态欠账一度较多。针对问题，铜陵坚持把生态文明作为推动科学发展、加快城市转型的重要指导思想，深入推进森林增长和绿化提升、大气污染防治等专项行动，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功能。

国家在环境治理改善上的资金和政策比较多，但大都分散在各个部门，没有发挥整体效能和集束效应。建议借鉴“棚改”的做法，组合出台“环改”政策，设立“环改”专项资金，全面系统地开展环境专项整治，焕发群众参与文明创建、建设美好家园的热情。

（本报记者 钱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