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着想”不是“替民做主”。一厢情愿拍脑袋的决策，不会有群众响应。那些违背真民意的所谓改革措施，只会带来百姓的反感。一些地方征求对拟议中改革措施的意见， 要么代表性不够，只做“程序”文章；要么征而不求，用形式敷衍民意。这样的做法，让一些本该推动的改革，增加了不应有的误读误解。

一些改革措施的推出是如此，一些项目的推进也是如此。比如石化、垃圾焚烧、核电等项目，本是于国于民都有益、安全又合理的好事，可就是遮遮掩掩地闭门决策，闹得谣言、曲解满天飞，而后又匆匆下马，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 表面看可能是所谓“邻避效应”的影响，实质上还是决策没高度重视民意、凝聚民意的问题。

在百姓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协商权诉求日盛的今天，“有权不能任性”，尊重民意越充分，事业发展就越顺利。否则，看似“快刀斩乱麻”，实则可能是“一地鸡毛”。

二是体味百姓切身感受。

确保大局利益，就要饱含人民情怀，力争让每个人都感受到，即使他的利益一时受损，也是被尊重被考虑被关怀的对象。

需要力争受益最大化。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环境生态、司法等改革，涉及百姓对生活品质、公平正义的诉求，涉及对后顾之忧、未来发展的关切，敏感度高，痛点低，更需要施以人性关怀。比如， 对水电气等改革，一分一厘也会影响低收入家庭的生计，中高收入人群也并非都无关痛痒，如果一味提价式改革，让多数人觉得“改革受损”，就会给理顺价格形成机制带来阻力。当国家财富积累到一定阶段，在基本生存生活保障领域，应向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多低价、包括免费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一如取消农业税。

还需要力争受损最小化。改革就要触及现实利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获利方、不是受损方。作为施政者，始终要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心境对待受损方，尽可能创造条件让他们“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用公平合理的机会成本置换利益损失。在诸如征地、拆迁这类工作中，应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大气做法，规避“各个击破”“分而治之”的“小伎俩”，而让那种“耍赖的多得、听话的受损”等现象长此下去，不仅有损政策严肃性，还会放大不良示范效应。

三是抓小落细柔性执行。

网上曾有调侃：中国孩子生在美国有美国户口，生在中国可能是黑户。计生政策是基本国策，重要性不言而喻。可现实中存在“有钱多生，没钱躲着生，守规矩‘气生’；缴了社会抚养费就能上户口，没缴就成黑户”。

大政策必讲大原则，实施则要将大原则体现在细微环节的操作上。比如就近入学、取消择校，是广受欢迎的好政策，可在多项显得苛刻的规定下，一些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就学就成了问题，只得回老家当“留守儿童”。非户籍常住人口的一切，已是无法得过且过的现实难题，单靠“一刀切”“入另册”，不足以维持城市长治久安。 统一政令之下，对这类非个案的特殊的弱势群体，应同时制定专门细分对策。

四是干部要“用心说话”。

好经得用心念，否则念不出好味道。有些干部不是用心说话，“好话不会好好说”，有的甚至被斥为“不说人话”。面对基层群众，一些干部找不到“自然姿态”，不会“家长里短”，要么是“念稿机器”，要么是装腔作势，时而还有“雷人雷语”。

改革，对每个人不会只有好处没有损伤，也不可能总是温情脉脉，少不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道理，要推心置腹地“讲”出来，不牵手唠家常，话进不了百姓心坎中，好理儿也会遇抬杠；真情，要由心而生“流”出来， 不盘腿上炕就没有设身处地的体察，单靠公款填充的红包换不来长久的真心感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特别要继续巩固扩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坚持不懈地反“四风”，只要各级干部走心地与百姓交流，用心地工作，再难的改革也会有办法推进。

五是用百姓幸福指数检验改革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好日子”是民众的幸福感受，幸福是满足感的集合。在求学、就业、看病、收入、居住、治安、生态环境等诸多满足感组合要素中，常常出现只要有一项产生“木桶效应”，幸福便会打折扣，甚至被“一票否决”。

个体幸福与否的感受，是在“比较优势”或“比较劣势”中产生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社会大同，早已渗入中华民族的基因。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到建设时期，描绘社会主义社会理想蓝图，持续强化着老百姓对当家作主、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期待，对公平正义、共同富裕孜孜以求。 必须高度关注现实社会中百姓的感受落差，防止“比较劣势”拉大，甚至让一些群体感到无望改变，导致幸福感受难升。

满足感是动态的，在单一、有限的目标条件下，人们容易满足，也就容易产生幸福感；随着更丰富的目标大量出现，人们越来越不满足简单的成果，期望多目标的成果。 当今中国，正处在追求“满足多目标成果”的阶段。幸福诉求，不单是“共同富裕”，还加入了共享公平正义、共享生活尊严、共享价值实现等多个“目标成果”。

而在衡量改革成效方面，幸福指数还不具备指标性，尽管已做了不少校正，可单一的经济增长仍“位高权重”。绝不是要取消GDP指标，但应当上移幸福指标，这有助于改革举措与人民期盼的合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