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福尔德：亚洲或首先形成“中国世纪”

《参考消息》记者文史哲3月5日报道 对于“中国世纪”的提法，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法兰克福大学经济理论史终身教授贝尔特拉姆·舍福尔德认为，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越美国是难以逆转的趋势，但中美在居民富裕程度上的差距依然巨大，而这也是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潜力和空间所在。

中国经济超美难以逆转

《参考消息》：您认同世界从2015年开始进入“中国世纪”的说法吗？

舍福尔德：用购买力平价来比较不同国民经济总量的方法比较常见，也具有客观性，不过购买力平价的计算方法有一个很显著的问题，就是不同国家的国民有不同的商品需求或对同一商品的需求程度并不相同，此时的价格就没有足够的可比性。

总体而言，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一国经济的发展程度已经受到很多批评，因为这样的指标难以反映出经济发展给社会带来的福祉。例如，GDP计算了军事开支，但没有计算环境、生态的损失，也很难反映出个人生活的质量。

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越美国是难以逆转的趋势，以不同的方式计算，可能超越的时间点不同，但没有太大必要确认一个准确的时间点。

经济规模的总量显示出国家的实力，但人均收入水平更能反映出一国人民真正的富裕程度。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大约4倍，即使经济总量相等，中国人均收入也只有美国人的1/4，居民富裕程度的差距是中美经济的主要差别，也是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潜力和空间所在。

《参考消息》：那么，您认为世界舆论场为什么会一再出现“中国世纪”这一说法？

舍福尔德：有这个提法可能还是受到近现代以来世界权力中心变迁历史的影响。当年世界的经济中心从西班牙、葡萄牙转移到荷兰，再到英国，后来是美国。所以现在人们猜测下一个世界经济中心将是在中国。但这么类比是否合适呢？我是有点怀疑的。

《参考消息》：您认为中国迅速增强的影响力从何而来？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主要的发展优势在哪里？

舍福尔德：一方面，来自中国本身强劲增长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也许与中国在世界上寻求资源相关，比如中国在非洲的战略就让人印象深刻。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可能是唯一从“借鉴型经济体”发展为具有独立研发创新能力的经济体的国家。另外，中国的国内市场之大也是他国难以比拟的。

培育具世界竞争力行业

《参考消息》：要想实现真正的“中国世纪”，中国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努力？

舍福尔德：从德国的经验来看，尤其重要的一点是应在发展过程中培育出本国具有世界竞争力的行业，这样才能支撑经济的长远发展。当年德国依靠规模效应取胜的行业，几经升级换代，成为德国在世界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的支柱行业。

对于中国来说，居民对提升生活水平的消费品还有很大的需求，而且中国还有很大的空间来采取措施满足这种需求，这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主要动力。另外，中国规模经济的红利并未完全用完，而且经济发展地区不平衡，中国政府的做法是将之前东部发达地区的生产能力转移到中西部，令中西部的居民富裕起来，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

另外，我认为要出现世界的“中国世纪”，首先得在亚洲形成“中国世纪”，文化是一方面，另外也意味着亚洲要在摆脱美国干预的条件下开启和平的融合进程。

《参考消息》：那您觉得美国将会如何面对中国崛起，中美两国在未来会和平共处吗？

舍福尔德：中国的经济崛起是不容置疑的，中国、美国、欧洲、俄罗斯这些大型经济体在原材料、环境问题等方面的矛盾会越发突出，因此更需要互相对话、合作来解决问题。

《参考消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缓，而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强劲，您怎么看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趋势？

舍福尔德：当前中美经济相比较，美国的一大优势是其科技发展的活力，这一点美国至今领先世界。但中国的原创能力也越来越强，潜力非凡。实际上，目前中国的发展阶段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德国、意大利等国很相似。那时德国经济已经起飞，但人均收入和福利程度都不及美国，德国主要依靠钢铁、汽车和机械制造业发展规模经济，最终缩小了和美国的差距。

《参考消息》：您认为中国的发展对于德国和欧洲意味着什么？

舍福尔德：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德国和欧洲是有好处的。但由于欧洲内部各国与中国经济的关联度不同，如果中国的影响力过于强大，也有可能导致欧盟内部就对华政策出现分歧。

【延伸阅读】马查里亚：“中国世纪”从2012年就已开始

《参考消息》记者丁小溪3月4日报道 肯尼亚中国问题专家马查里亚就“中国世纪”话题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国世纪”从2012年便已经开始，其标志是中国将经济实力与公开影响全球的地缘政治力量相结合。他表示，西方历时约500年的全球统治已基本终结，世界是时候接受新的安排了。

穆内内·马查里亚是肯尼亚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国际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教授，同时担任肯尼亚中非关系论坛主讲人。

西方500年统治已基本终结

《参考消息》：施蒂格利茨认为，从2015年开始世界进入“中国世纪”。您认同他的观点吗？

马查里亚：施蒂格利茨关于“中国世纪”的说法只是验证了一个长期存在的地缘政治事实。这个事实可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作为全球大国的美国，一直处在螺旋式下降阶段，但它并不愿承认这一点。美国继续坚称，它天生就是全球领袖，世界其他国家都希望接受美国的领导，尽管事实与此相反。其次，中国一直在不断超越由美国领导的“理论上的西方世界”，但与此同时，北京不愿公开承认这一点。

从这个角度来看，2015年并不是“中国世纪元年”，因为这一情况在3年前就已经出现了。2012年，果敢而坚毅的习近平在北京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他并不热衷于掩饰中国的实力。在我看来，从2012年开始，中国就将其经济实力与公开影响全球地缘政治力量的举动结合了起来。

《参考消息》：您认为世界舆论场为什么会一再出现“中国世纪”这一说法？

马查里亚：世界舆论场拥有一些“全球权力经纪人”，他们承认中国是一支需要认真对付的力量。关于“中国世纪”的说法多次出现，意味着世界已经接受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能力正在全面增强的事实。首先，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的事实显示了中国毋庸置疑的经济实力，也迫使所有大国都跑到中国做生意。“中国世纪”的说法意味着很多西方媒体已经默认，西方历时约500年的全球统治已基本终结。是时候接受新的安排了。

三种思想推动中国崛起

《参考消息》：您认为中国经济、政治影响力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马查里亚：自从1949年以来，中国崛起大概可以归因于彼此互补的三种思想。首先，在1949年至1977年这一时期，中国的思想与毛泽东息息相关，人们关注的是国内政治团结以及在国际舞台上战胜一切不平等的坚定决心。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不得不抵挡来自“西方世界”及其原本意识形态上的盟友苏联的威胁。

第二种思想是为一个政治安全和自信的中国提升其所需的经济实力。1978年至2012年这一阶段，在很大程度上与邓小平息息相关。走出政治动荡阶段的中国执行了一种新的思想，那就是通过聚焦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来提升经济实力。

中国执行了邓小平提出的两大成功战略。第一个战略是大量引进科学技术和经济理念，并对其进行调整，以适应中国的发展环境，或是为其添加“中国特色”。中国没有再犯闭关锁国的错误，而是决心以不具威胁性的方式进入世界其他国家，这也就是邓小平提出的第二个发展战略——韬光养晦。这一精心策划的战略产生了积极的效果，确保其他国家不将中国视为威胁，因此中国能够在相对平等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实现共赢。

第三种思想倾向于将上述两种思想——毛泽东的政治推动力和邓小平的经济发展能力——结合起来，其代表人物是习近平。毛泽东和邓小平是现代中国的奠基人，习近平是那一代中国人的孩子，他同时推动两种力量发展。在国内，他提出了治理中国的“四个全面”战略部署，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在国际舞台上，习近平积极推动“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这一大国外交战略要求中国大规模进入全球，包括经济、文化、基础设施、军事、地缘政治等所有领域。习近平和中国高层领导人到访了世界很多国家，让这些国家感受到了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

影响力增强惠及非洲

《参考消息》：施蒂格利茨认为，在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形成过程中，美国需要重塑外交政策，调整“重心”，不再对中国进行遏制。您对此有何看法？

马查里亚：中国或许正处在重塑现有全球秩序的最前线，但它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国家。世界普遍存在对“西方观点”的不信任情绪。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犯下许多错误，因而让很多国家和民众产生了怨恨情绪，这种怨恨如今正在变得越来越深。当今世界存在一种对西方命令的“反抗”精神，这一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尤其是自20世纪末以来。

华盛顿需要重新制定对华政策，但它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在这个领域调整“重心”。美国应该重新审视与世界其他地区打交道的方式，找到其影响力不断下降的原因。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曾经进行过此类反省。如今美国需要再次进行反省，只是这一次美国已经因失去世界第一的宝座而受到更严重的削弱。这种削弱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也是地缘政治、可信度以及软实力的削弱。

《参考消息》：您如何看待中国目前在非洲的存在？非洲如何看待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

马查里亚：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在非洲的发展也是相对较好的，当然也面临一些挑战，包括如何执行双方签署的一系列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合作协议。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中国不断增加的影响力给非洲国家带来了社会经济和国际政治层面的利益。中国一直是非洲各类投资的助推器，例如中国在当地兴建的基础设施帮助打通了大陆偏远地区的对外交流网。其他一些大国担心可能失去非洲的宝贵资源，也迅速加入这一行列，忙碌于“开掘”非洲资源。随着产品单位成本的下降，普通人很有可能得到更多利益。中国在非洲的存在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北京可以在涉及非洲相关问题时为非洲说话，这主要是为了回击西方的策略和诡计。总而言之，中国在非洲的发展很有可能将继续产生积极作用。

【延伸阅读】郑永年：“中国世纪”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无论“中国世纪”是否已到来，中国现在最重要的是坚持做好自己的事情。图为2014年9月30日，位于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的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大厦外立面打出“中国梦”字样。（摄影 丁汀）

《参考消息》驻新加坡记者马玉洁3月3日报道 针对施蒂格利茨“2015年是中国世纪元年”的说法，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认为，西方对中国的“捧杀”和“棒杀”一直就存在，而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仍然很多。“中国世纪”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如果中国能够认真执行十八大以后所设计的改革方案，“中国世纪”完全可能出现。

郑永年教授是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长年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外部关系研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曾任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

“捧杀”和“棒杀”一直存在

《参考消息》：最近施蒂格利茨发表在《名利场》杂志上的文章称，从2015年起，世界将进入“中国世纪”。您是否认同他的这个说法？

郑永年：总体来说，西方对中国永远有两派，一个是唱衰中国，一个是认为中国正在崛起，就像王岐山讲的——“捧杀”和“棒杀”。施蒂格利茨是我的朋友，我们可以辩证地来看待他说的这个问题。他作为一名外国学者，我觉得他对中国的了解并不见得全面，他接触的都是政策层面的东西。中国从政策层面来看确实很好，每一届新政府每年都有新政策推出，但是光有一个好政策，没有执行也很麻烦。中央政府顶层设计都非常好，但不落地就等于没有。外国专家欠缺的，正是他们往往忽视的政策执行程度。

关于“中国世纪”的讨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一直有，也一定会继续争论下去，因为中国正在崛起之中，变化确实很快。即使现在中国经济高增长时代过去了，但比起其他国家，增长幅度还是很高。中国影响力大了，确实可以说是“中国世纪”到来了。

但是从中国领导人来说，他们很冷静。从购买力平价来看，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经济体，但老百姓会说，他们要看自己生活有没有实际改善。另外，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仍然很多：经济下行、环保问题、地缘政治等。

内部制度崛起是根本

《参考消息》：那您觉得“中国世纪”有可能到来吗？

郑永年：从世界经济的大历史来看，或者从经济总量上来看，“中国世纪”是完全有可能到来的，但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现在中国两位数的高增长已经结束，如果在接下来的10～15年，经济可以在6%～7%的增速水平上实现较为稳定的增长，就是所谓的新常态，中国就能够跳出中等收入陷阱，那么“中国世纪”就可以实现，但前提是不能犯习近平主席所说的“颠覆性错误”。如果能够将十八大以后所设计的改革方案执行到位，建立一个清廉的好政府，发挥良好的作用，完善社会和法制建设，“中国世纪”完全可能出现。

《参考消息》：创造“中国世纪”首先应该做的是什么？

郑永年：一个大国真正的崛起是内部制度的崛起，外部的崛起只是内部崛起的外延。我们说内忧外患，如果没有内忧就不会有外患。以前英美的崛起也是内部的崛起，因此首先是内部制度的建设。中国长期以来保持了GDP的高速增长，但光看GDP并没有什么好骄傲的。鸦片战争以前就是“中国世纪”。1820年，当时中国GDP占全世界的30%，西欧七国才占7%。但仅仅过了20年，清政府就被英国打败了。

美国在真正崛起以前，内部制度已经非常完善。美国之所以能够保持大国的地位，在于它良好的企业和科技创新制度，社会充满活力，人才制度好。中国的崛起与美国不同。中国的崛起得益于良好的政策。改革开放之后，良好的政策带动了经济发展，释放改革红利，但社会法治制度仍然缺失。现在经济发展放缓，消费社会仍未建立起来，这是因为社会制度仍然不够完善。希望中国的崛起是像唐朝那样非常开放的崛起，而不是像明清那样闭关锁国，崛起之后就开始衰落了。

与周边分享发展红利

《参考消息》：目前也有很多学者针对中国崛起提出“中国威胁论”，您认为如果出现“中国世纪”，从外部环境上将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

郑永年：在这个时代，中国不论是内部的崛起还是外部的“走出去”，都要比西方殖民时期难得多，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可以从历史上来分析。英国的崛起是通过海洋贸易，经历了上百年；而美国的老大地位则是通过两次世界大战，英国主动让出而获得的。我们还要看德日崛起失败的历史，它们选择通过战争的方式，并最终走向了失败。

中国的崛起首先不能走德日的战争路线。与英国相比，中国既是海洋国家，又是陆地国家，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而相对于美国，中国目前面临的地缘政治要繁复得多。美国的地理位置很简单，但中国周边几十个国家，地缘政治很复杂。

目前来讲，中国崛起不仅仅是中国乐不乐意的问题，更是其他国家愿不愿意接受的问题。国际环境对我们不是很有利，“大国一崛起，小国就害怕”，这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参考消息》：在整个世界版图中，中美两国的关系目前是非常受到关注的。您如何看待中美关系？

郑永年：中美关系已经超越了双边关系，成为关乎世界秩序的关系。其实整体来看，两国关系不错，新型大国关系并不难建立，因为中美经济上互相依赖，也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中国没有扩张的野心，也并没有把美国赶走的意思。中美之间的矛盾主要是中国与美国盟友间的矛盾，两国之间的矛盾是可以解决的。如果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处理得好，中美关系就能维持得不错，反之亦然。中美关系是世界整体关系的支柱。

中国现在在对外关系上找到了很好的方式：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建立“一带一路”。中国与老殖民主义不一样，它是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

《参考消息》：您提到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比较复杂，您认为应当采取怎样的方式才能够让世界相信中国所遵循的是和平崛起路线？

郑永年：美国主导整个美洲时创造了拉美国家的依附性法则，这种法则导致了拉美国家畸形的发展，它们提供廉价劳动力，自己的工业产业发展不起来。那么，中国就应该寻求一种更加健康的崛起方式，与周边国家分享发展红利。“一带一路”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大国的崛起要承担国际责任，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要探讨它能为发展中国家做些什么。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有助于周边国家发展国内经济，而中国也有能力做。尽管“一带一路”不好做，但我相信中国能够做好。

【延伸阅读】别尔格尔：2015年是“中国世纪”开端

《参考消息》驻莫斯科记者 岳连国3月2日报道 近日，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雅科夫·别尔格尔就“中国世纪元年”这一话题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别尔格尔认为，2015年完全可以被认为是“中国世纪”的开端，世界领袖角色逐渐转移给中国的时代已经开始。在与美国的角逐中，中国的优势将逐渐拉大。

世界领袖角色已经开始转移

《参考消息》：从上世纪末以来，“中国世纪”的提法就不断出现。世界舆论场为什么一再出现“中国世纪”的讨论？

别尔格尔：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并越来越广泛使用“中国世纪”的提法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一提法的实质是人类社会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历史长河中，美国在全球各领域占有绝对领先地位的时代逐渐结束，世界领袖角色逐渐转移给中国的时代已经开始。

毫无疑问，领袖更替不会瞬间完成。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有时所需时间会以数十年计算。在一些情况下，这种过渡甚至长时间无法被人们完全意识到。譬如，美国在走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道路过程中就遇到过这种情况，这一进程早在1872年就已经开始，那一年美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英国。但是在此后很长时间内，这种领先地位表现得不太明显，也没有完全转化为某种对国际事件产生的影响。谈到“中国世纪”，面临的情形则不同。我们不仅能够准确记录“中国世纪”的开始，还可以进一步观察到其形成过程。当然，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仍会保持相当大的国际影响力，但是美国的影响力已经不再占有绝对优势。

《参考消息》：那您认为2015年是“中国世纪”元年吗？如果是，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如果不是，为什么？

别尔格尔：2015年完全可以被认为是“中国世纪”的开端。这不单单是因为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经济已经超越美国经济并开始逐渐拉大领先优势，当然在任何情况下这一重要因素都不能被低估；但更为重要的是，今年中国将进一步贯彻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关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的主要目标，这将毫无疑问地成为“中国世纪”形成过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标志。其目标是：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与此同时，“中国世纪”到来的另一标志是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有关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倡议，从今年开始将得到落实。这些倡议在中国被称为“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些新倡议的最重要特点是：中国不把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给他国，并且邀请其他国家开展互利合作和发展伙伴关系，以便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

“中国世纪”和“美国世纪”的本质区别是：“中国世纪”中的领袖不追求霸权主义，只希望成为平等伙伴中的“领头羊”。

中国发展模式最符合本国实际

《参考消息》：中国经济、政治影响力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主要的发展优势在哪里？不足之处是什么？

别尔格尔：促进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主要因素在于中国正确利用战略机遇和自身优势。中国采用的是最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将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与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作用有机结合起来，激发了广大民众的创造性，使数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工业和建筑领域获得就业机会，有助于利用全球化优势发展本国经济。

中国取得这些成就的速度快于许多西方国家。所有这些巨大的变化只用了一代人时间就达到了，在西方达到类似目标则需要几代人的时间。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两位数的超高速增长也带来一些众所周知的负面后果。当前中国实行的深化改革政策致力于消除这些不足，降低经济增长带来的资源和能源消耗，使经济增长更为合理，为民众创造更为理想的生态和社会环境。

《参考消息》：要想实现真正的“中国世纪”，中国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努力？

别尔格尔：重要的是，确保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措施得到有效实施。中国应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许多国家都跌入这一陷阱。中国应建立一系列法律、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确保在维护社会稳定、领土完整和主权基础上实现国家长期可持续发展。中国需要建立和巩固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外交和国际架构。在加强自身硬实力的同时，中国应巩固自身软实力，提高自身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

中国仍是世界经济“火车头”

《参考消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缓，中国进入调整经济结构的深水区。您认为中国经济会否持续高速增长？美国经济近来复苏势头强劲，美国将继续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吗？

别尔格尔：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有客观、也有主观原因。首先这与中国劳动力状况有关，以前廉价劳动力曾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但是目前中国劳动力已经不再廉价。中国劳动力和一系列其他生产要素越来越昂贵，这提高了产品成本，降低了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使世界经济增速放缓，这导致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增长另一“火车头”的形势恶化。从主观角度讲，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没有通过扩大投资人为加快经济增长，而是通过牺牲部分增速，推动经济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

应该指出的是，为实现到202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使经济年均增速略超过6%就足够了。只有非常少的国家能达到这样的经济高增速。这一增速可以使中国继续保持世界经济“火车头”的作用。在与经济增速未必超过3%的美国的角逐中，中国的优势将逐渐拉大。

《参考消息》：俄罗斯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发展对俄罗斯意味着什么？

别尔格尔：民调结果显示，绝大部分俄罗斯人认为中国是伟大且友好的邻邦、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并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对于许多俄罗斯人来说，中国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坚定不移地努力实现民族复兴方面是令人鼓舞的榜样。中国主张建立更为合理的国际秩序，尊重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俄罗斯对与中国建立牢固的合作关系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