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肠子”经济学家左小蕾：总理听取各种意见

数学伉俪

在中国的证券领域，左小蕾是个知名人物。生于1957年的左小蕾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数以百万的青年人有了靠公平竞争来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在那一年，左小蕾考上了武汉大学数学系。

大三那年，她迎来了个人生涯中一个重要机遇。“经济系系主任找到我们系主任，希望从数学系挑选两个有很好数学基础的学生，同时兼学经济学。我很幸运被挑选上了。”另一个被选中的人，就是左小蕾现在的先生汤敏。

就这样，两个年轻人在数学和经济知识的王国里相识、相知、相恋。毕业时，他们也喜结连理。而后，左小蕾先被公派去法国上学。后来，汤敏去了美国。两年后，左小蕾追随丈夫去了美国。1988年8月，她获得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国际金融硕士学位，4年后，又获得伊利诺伊大学国际金融和经济计量学博士学位。

博士毕业后，因为爱情结晶的降生，他们延迟了回国，之后左小蕾又随汤敏到了新加坡，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当老师，后又去了菲律宾，在马尼拉亚洲管理学院从事教学工作。2001年汤敏从亚行总部派驻中国，左小蕾跟随他一起回国。这时候的左小蕾完全可以挑选一份大学教授的工作，但她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国有证券公司———银河证券，担任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她的理由是：在国外呆了18年，自己对中国资本市场并不了解，“贴近市场，直接接触最基本的层面是非常必要的。”

“乌鸦嘴”是一种境界

在海外求学、工作、生活的经历让左小蕾看问题更有国际眼光，这让她在为人处事上也多了几分直来直去。有一次在地铁站，她发现宽敞的通道被警戒线分开，乘客都不得不绕开警戒线走。左小蕾质问工作人员，为什么要设置障碍。工作人员被左小蕾的气势镇住了，疑惑地称是领导的决定。左小蕾告诉他：“你们没有权力设置屏障，不能把自己管理上的问题转嫁到去限制别人。”

在一次金融论坛上，左小蕾公开批评了证券分析师“不讲实话”的现象，引起轩然大波。她说，目前国内证券分析师调研时发现上市公司有问题，在报告中都不对公众披露，而是采取“基金经理想听什么、就讲什么”的策略。

在批评一些证券分析师没有职业道德的同时，左晓蕾还感慨：“每个人在市场经济中都可以诉求自己的利益、张扬自己的个性，但底线是不能伤害别人的利益。这个观念非常重要。但在我们这里，这个概念很淡薄。有人可以无限制地诉求自己的利益，不管伤害到别人多大的利益，因为没有规则限制他。”

2007年，中国股市迎来了牛市，专家和学者们大部分成了“唱多派”，而左小蕾则成了为数不多的“唱空派”，甚至被称为“空头司令”。从股指不到2000点开始，上证综指每突破一个新的高度，她都不厌其烦地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每当她对股市的“看空”观点出现时，都会在市场上不断地产生涟漪，引起震动。

在“全民炒股”的舆论环境中，她的言论显得那样异类。有的股民对左小蕾强烈不满，甚至呼吁有关部门调查她，极个别者甚至向她发出了死亡威胁。

面对投资者、同行的质问以及股民排山倒海般的攻击，左小蕾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回忆当时的种种压力，她表示：“我觉得我说的并没错，对于学者来说，你如实地说出了自己的判断。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但你必须尊重别人说话的权利，这是基本的常识。人不能人云亦云、胡言乱语，对问题的分析要言之有据，保持敏锐的判断能力并形成自己的观点，这就是我的风格。”事实最后也证明，左小蕾的判断是正确的。

在对话左小蕾的过程中，她不止一次感慨不少人有些急功近利。她说，经济学家谈论的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趋势，但人们最想听的是对“明天”的判断，如果第二天没有发生，你就会被说成是没水平，是“乌鸦嘴”。左小蕾认为，敢做“乌鸦嘴”是经济学家应有的境界，“市场应该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出现。如果只有一种声音，市场很难向前推进”。

对于为何李克强总理会找她参加座谈会，左小蕾思考片刻表示：“我也不太清楚，我这个人比较直，有什么就说什么，或许总理想听听各种人的观点，我可能是某一方面观点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