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西南边境暴恐分子偷渡网：境外势力煽动多人去圣战

特大跨境偷渡网络浮出水面

去年3月和4月连续两起恶性事件的大背景是，近年我国西南边境地区有组织偷渡活动呈增多之势，特别是境内外“蛇头”相互勾结团伙作案持续高发。去年4月，公安部成立“4 29”专案组，5月起河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新疆等地警方针对西南边境偷渡活动展开联手打击，多个工作组被派驻一线。由此，一个复杂而严密的偷渡网络浮出水面。

这个“一条龙”利益链包括境外指挥、境内组织、中转接运、边境向导、境外“蛇头”多个环节。《环球时报》记者获悉，“4 29”专案行动打掉的30多个跨国组织偷渡犯罪团伙中，仅以广西“蛇头”韦海为首的特大团伙，在2014年1月-4月就组织了300余人偷渡出境。

韦海落网后交代，每次偷渡时，境外人员艾力艾买提(外号“阿乐”)会给他发指令，让他去接人。韦海派“马仔”雇黑车接上一组偷渡者，到边界线附近，趁夜伺机越界，交给越南“蛇头”。越南“蛇头”雇车将偷渡者从边界运到河内，再由“阿乐”组织偷渡者离开越南。

广西防城港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刘华明表示，每组织一个偷渡者出境，“阿乐”付给韦海2000元人民币。对偷渡者来说，这2000元只是从内地到边境的一小段路费。刘华明说，从离家到边境地区再辗转到境外目的地，偷渡者人均支付费用为3万-5万元不等。“中国公安打击力度加大，偷渡费用也水涨船高，近期涨到人均8万-10万元。”

为应对中国方面的密集打击行动，“蛇头”们绞尽脑汁。公安部刑事侦查局相关负责人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在一批偷渡人员中，“蛇头”往往要安排几个领头的，行话叫“病人”。所谓“病人”，就是在国内有犯罪前科或被公安机关网上追逃人员，一旦偷渡过程中受阻，就带领其他人就地“圣战”。

2014年8月30日，广西防城港警方在中越边界附近拦下一辆中巴，要求车上的人下车接受问询。第三个下来的中年男子突然从腰间掏出一把尖刀，刺向离他最近的特警，另一名特警果断开枪将其击伤。事后查明，该偷渡者叫艾麦提江图尔贡，新疆喀什人，在警方拦车的刹那，他负责煽动同车人就地“圣战”。“我们有十几名特警、刑警在场，持有冲锋枪和短枪，这种情况下，他依然持刀行凶，可见完全丧失理智”，刘华明说。

警官阿里木告诉记者，为逃避检查和打击，偷渡人员精心设计和伪装。“每组偷渡人员中几乎都有妇女和儿童，这种组合容易被误认为是经商或旅游。从广西偷渡出境时，他们一般不会从新疆直接到广西边境，而是绕道其他省市，辗转几地再雇‘黑车’靠近边境线。”

宗教极端思想是根源

“4 29”专案行动开展8个多月以来，偷渡高发势头得到遏制。《环球时报》记者获悉，广西、云南公安边防部门去年1-4月查获偷渡人员166人，行动开展后，5-6月查获34人，7月仅云南边防部门查获1人。

国内一名安全官员18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西南边境地区组织偷渡问题成因比较复杂，境内、境外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境外“东伊运”组织是操纵指挥偷渡出境活动的幕后黑手，宗教极端思想是偷渡出境活动的根源所在，目的是煽动境内少数民族群众出境到中东叙利亚从事“圣战”活动。在境外“东伊运”操纵指挥和宗教极端思想的宣传煽动等综合因素影响下，一些宗教极端人员寻求出境参加恐怖组织和“圣战”，一些民众被蒙蔽裹胁。

境外势力的幕后角色在西南边境偷渡案件中暴露了踪迹。据警官阿里木介绍，日前有3名试图翻山偷渡越界的中国人被捕，他们从广西某边境县城出发，结果迷路折返，被警方抓获。“其中1人的手机通信显示，偷渡者一边翻山，一边不断用手机拍照片，传给境外的组织者，组织者在回传的照片上用维吾尔文标明具体偷渡路线，并标出边防检查站、派出所、界碑所在位置，指引偷渡人员非法出境。”阿里木说，这3个人实际已经越过界碑，但他们误认为自己还在中国境内，无奈返回广西县城，“事后他们交代，组织者在土耳其。”

警方从已破获的西南边境偷渡案件中发现，涉案人员大都参与过地下讲经或收看过暴恐音视频。这些暴恐音视频基本上都是披着宗教外衣，以伊斯兰教的圣训和神圣的宗教唱诵做“包装”，内容上和伊斯兰教所倡导的“行善止恶”截然相反，公然叫嚣杀戮和自杀，散布“圣战殉教进天堂”的谬论。正是在“圣战殉教进天堂”极端宗教思想的洗脑与蛊惑之下，这些偷渡者为了进天堂而失去理性、不择手段，把自己和他人的死亡当做自己进入天堂的通行证。

广西社科院研究员孙小迎表示，受宗教极端思想蛊惑的偷渡者到达目的地须途经多个国家，在任何一地都可能被查处，按国际法被遣返。有些人因为扔掉了身份证件，最终成为国际流民。上述国内安全官员表示，从目前情况看，已经有部分从西南边境偷渡出境人员，经东南亚一些国家赴中东参加“圣战”。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负责人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目前“4 29”专案组已经查明一批藏匿在境外的幕后组织者和东南亚国家“蛇头”的身份，并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重点犯罪嫌疑人发出红色通缉令。“下一步要加强与东南亚国家警方的合作，依托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联手开展跨国缉捕工作，坚决将偷渡犯罪团伙头目和骨干抓捕归案。”